《童年的消逝》书评

吴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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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也是一本忧患之书，对我们这些往往把童年看作天经地义，最多模糊地感觉到当代许多儿童在日趋早熟的读者，尤其能带来启发，引起一些有益的思索。
　　作者认为：童年的概念，并不是简单地对生理事实的描述，而是社会的产物，是儿童与成人世界分离的结果；它的历史不到400年；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发明，“也许是最具人性的发明之一”。
　　在欧洲中世纪，识字是少数人（“抄写一族”）的特权。社会交往则主要靠口头文化，而不是识字能力。那时候，孩子到七岁就算进入了成人世界。至于成人，则非常孩子气：他们与儿童做同样的游戏，玩同样的玩具，听同样的童话故事，不存在需要向儿童隐瞒些什么的羞耻心，没有要教给未成年人的特别的礼仪。总之，他们的世界是混同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那么高，也使得父辈不能对小辈投入太多的感情。
　　印刷术改变了这一切。随印刷术兴起的，是书面文化的流传。识字的成人由此获得大量知识和信息，但同时造成了儿童与成人世界的分离。识字能力越受重视，这种分离就越明显，越彻底。因为识字需要学习。儿童必须入学，才能吸收知识，掌握由印刷术所开启、文艺复兴所创造出来的活跃的个性意识，有逻辑、有次序以至高度抽象的思考能力。成人们开始对儿童“另眼相看”，这种分离表现在服装、语言以至独立的儿科医学上，分班、分级的教育则发展出相应的关于儿童心理与成长的科学。长期的正规教育把儿童进入社会的年龄推迟了，家长越来越担负起监护人、教育者以至神学家的角色，现代的家庭模式于是成形。虽然后来蒸蒸日上的工业资本主义拿穷人的孩子充当机器的燃料，整个社会残酷地对待这些过早进入社会的儿童，但童年观念还是在英国中上层阶级那里保存下来。
　　儿童好动而精力充沛，学习（学校教育）所要求的却是精神的高度集中和镇定，对各种身体机能的严格控制（这种控制同时培养出理解、反省、分析能力，还有耐心和自信心）。于是儿童的本性，尤其在清教徒眼里，变成“邪恶”的了，亟需通过严格的教育把它“变好”，或者，如洛克所想的那样，变成公民或商人。“自我控制”迫使脑和身体相分离，使身体处于不利地位；它还发展出新的道德规范和相应的羞耻心。越来越多的知识和范畴——有关金钱、暴力、疾病、死亡、社会关系和性——被列为秘密，留在成人的世界里，不复为儿童所知。
　　如果说清教徒把体现在儿童身上的人类天性当成零，甚至负数，那么，卢梭之类的浪漫主义者则为这个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打上满分：它是天真、纯洁、自发、好奇、快乐、坦率，等等；畸形和邪恶的文明只会压抑它，败坏它，减损它。关于儿童的心理与教育的纷纭意见最后集中在一点上：如何平衡文明的要求和尊重儿童天性的要求？不言自明的是：我们对孩子如何成长的愿望，是扎根在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愿望之上的。

　　可是，当童年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超越社会和经济阶级的理想的时候——作者把这个顶点定在1950年：儿童走出工厂，进入学校，受到保护并拥有自己的小世界——它的瓦解也同时开始。或者说，儿童与成年正在趋同。从现象上看，今天，儿童越来越多地参与了酗酒、吸毒、性活动、犯罪等等；儿童歌曲已经绝种；儿童游戏在消失，代之以不断膨胀的、商业化和职业化的“少年棒球联合会”之类需要裁判和观众评判、紧张激烈而不能胡闹的运动；过去被认为只适合没有分辨能力的年轻人享用的垃圾食品，比如麦当劳食品，现在成人也消费得一样多了；在娱乐节目和音乐方面，成人与儿童的欣赏趣味在接近；年轻人自如地使用成人们的脏话，成人则吸取了年轻人的习惯用语；作为社会对儿童的普遍态度的反映，在情节剧、肥皂剧或其他流行电视节目里，儿童像微型成人那样出现，在各自的兴趣、语言、服装或性欲上的表现跟成人已经越来越没有什么区别；广告大量地以十一二岁的女孩作为性对象；从1950年到1979年，美国的成人犯罪率上升了3倍，儿童犯罪率则上升了11倍，其频率、残忍程度以及立法机构的反应都在极大地升级，与此相应的则是成人侵犯和虐待儿童的事件不断增多——因为成人越来越不把儿童当作儿童——以及大批儿童离家出走。
　　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困惑和伤感的一幕。
　　以作者的观点，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电子技术的发明，它把人类带到了一个速度和影像的时代。画面的快速变动支持被动的接受，而排斥思考、分析和延迟的满足感。它展示各种实物图片，知识，信息，但不要求人们思考，掌握概念、逻辑以至语言。在这样的世界里，表象远比实质重要，候选人的“形象”较其政纲重要，产品外形比实际用途重要。成人与儿童的智力差异消失了。儿童长到36个月就能有系统地注意观看电视节目，而无需任何技能和学习。了解世俗知识中的秘密和进入成人世界变得容易。成人对儿童的“知识垄断”不复存在，“信息等级制度”崩溃了。结果是：儿童成人化，成人儿童化。
　　24小时播映的电视要求不断用新鲜有趣的信息来吸引观众，于是不断地挖掘和利用文化禁忌，却无力也无意愿深入探讨任何主题。电视上播出的事件完全支离破碎，缺乏历史及相关背景知识，大部分新闻只报导孤立、分离、片面的事件，没有因果，也无后续报导。在预期的兴奋之后，是遗忘，接着又是引诱。电视节目充斥着性和暴力，儿童们从中看到的只是一个残暴灰暗而无能的成人世界，更糟的是，它是真实的而非虚构。于是，儿童很快像成人那样，先是愤世嫉俗，继而漠不关心。

　　不过，本书也有缺点，兹举两例：
　　它所探讨的是一个具广泛意义的主题，却局限于欧洲的历史与美国的现状，完全不考虑或参照其他国家、地区、民族的“童年史”，并且带有欧洲（＋美国）中心主义的痕迹；
　　太过浓厚的技术决定论色彩。比如，印刷术对文艺复兴的推动作用固然意义重大，但作为文艺复兴之重要特征的个人主义或个性的张扬，却不能不诉诸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而不是如作者所断想的那样，仅仅是印刷术发明的结果（我们知道，印刷术和纸张在中国的存在要更早，但是中国的封建时代并没有普遍的文艺复兴式的个人主义思潮）。虽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常常极大地改变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甚至不可控制的后果，但它们的应用方式和范围却是和社会制度本身交互作用的。以电视为例，假如不是因为媒体及商界利益的引导，那么，电视的内容和演播方式就可能大大不同——铺天盖地的广告并不是电视节目本身的应有之义。正因为当代文明和制度造成社会性质和劳动性质的败坏、人类的彼此疏离和原子化、精神的普遍贫乏，对电视的依赖才如此严重。在本书末章，作者提到：“美国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完全生活在被20世纪的技术控制下的文化中的国家”，并提出关于“第三次伟大实验”的问题：“一个文化如果允许现代科技全面主宰它的命运，那么它能保留原有的人道价值，同时创造新的价值吗？”作者的答案是“否”。事实上，他宣称要使父母能够养育孩子，就必须反叛美国文化。尽管作者的这一观点仍可商榷，但至少已经表明技术不应该是，也不是脱离社会的轨道独立发生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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