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童年",还是"发明童年"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电视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迅速渗透到世界各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它们对儿童精神世界的侵害，已到了无可规避的地步。无论是儿童文学作家，还是其他关注未成年人成长的人们，都正面临着波兹曼所提出的难题。 ●《哈利·波特》的出现，使儿童阅读热情再起，使世界范围的童书创作又出现了新的热潮。这不正说明，在商业消费时代，那对抗“敌视童年”的美国文化的搏斗，未必只能以惨败告终，却也可以乘风而上，或战而胜之吗？ 1 “美国文化敌视童年的概念” 在当代美国学者中，尼尔·波兹曼是我最为倾心和钦佩的。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现实社会的学者。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他对以电视文化为核心的娱乐至上的生活方式，作了无情的批判。他长期从事传媒研究，又致力于对当今美国文化的批判——这两者的焦点，便是电视。而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初版于1982年、现已受到世界儿童文学圈巨大关注的《童年的消逝》。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写的所有的书中，惟独对这本书情有独钟。”(上述二书，前不久都已有了广西师大版的中译本。)波兹曼曾将《童年的消逝》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美国文化敌视童年的概念。”那其实不光是美国文化，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这种电视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已迅速渗透到世界各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们对儿童精神世界的侵害，已到了无可规避的地步。这一切都证明了波兹曼的非凡的预见性。他在书中讨论了“童年”概念的产生。他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本来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它的产生，至今不到400年的时间。在过去，儿童都只被视为小大人，而不承认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性质或特殊的需要。随着印刷术的被运用，书籍和报纸的出现，人类的知识获得了分门别类的整理，一切论述都有可能变得由浅入深井然有序了；而人的识字和阅读能力的提高，也必须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规定了教育与年龄增长的关系，也给了人类有关成长的重要启迪。于是，到16世纪末，已酝酿了近两百年的童年的概念，终于破土而出。然而，在现代的电视文化的冲击下，儿童与成人间的区别却又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全书分为两章，第一章是“童年的发明”，第二章就是“童年的消逝”。 看来，这位现实中的天才真正发挥了自己的专长(难怪他这么喜欢自己这本薄薄的小书)，他纯从传媒的角度——文字、阅读、电视——竟将儿童概念的来龙去脉谈得如此生动而明晰！这不能不让人惊叹。而他的论述还充满感情，因为从其本性说，他是要捍卫“童年”的，只是他找不到出路，不知怎样才能与强大的美国文化相对抗。 波兹曼提出的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无论是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还是其他关注着未成年人成长的人们，其实都正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2 儿童文学如何应对“波兹曼难题” 随着《童年的消逝》一书的影响的日益增大，在世界很多地方，出现了很有趣的后续现象。 正像当年初学几何的中学生们热衷于解世界难题一样，或者，就像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以后有大批的年轻人充满热情报出了无数个答案一样，现在，对于“波兹曼难题”，在中国的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界，也有了种种答案。应该看到，这些答案都是出于捍卫童年的热忱，这一基本的出发点是不容置疑的。有了这一共通点，我们就有了探讨的前提。然而各种思维上和文化上的局限，又会影响我们的思考，这也是不能不作认真辨析的。下文想试着剖析一下王泉根教授的答案。 去年初，王泉根在《文汇报》发表了《“成人化”剥夺了童年的滋味》(2004年2月16日)，对身边的“儿童成人化”的普遍现象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并提出了儿童应该享有“不知情权”的概念：“在他们不该知道、不想知道、没有兴趣与能力知道的年龄，有权拒绝成年人文化对儿童世界的骚扰”。我读后的感觉，是这样的呼吁虽颇具煽动力，却难免其似是而非。首先，在可操作性上，这是不现实的。儿童怎么可能在遭遇一件事物之前，就先行判断它是不是自己“不该知道……没有兴趣与能力知道”的呢？他又怎么去行使这样的权力呢？弄到后来，那无非又是成人假借儿童名义，决定他们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在我们自己的童年时代，有过太多被思想僵化的成人愚弄的经验，我想下一代是不会希望回到那样的年代去的。其次，在逻辑上，这也是说不通的。所谓权利，总是一种主体需求得以实现的保障，儿童总是好奇的，想知道得多一些的，他们是否真有那种“被隐瞒”或“被遮蔽”的欲望？我是极其怀疑的。以上是就儿童的角度说，从成人角度看来，这也是办不到的。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孩子都不是你的笼中鸟，你不愿意告诉的事，社会(尤其是无孔不入的电视)都会告诉他，你不可能左右整个社会。虽然王泉根的文章没有提到波兹曼的书，但他分明是“接着说”的。只是，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也把学理转换成了情绪(这也可说是一种“正义感”吧，但盲目的“正义感”有时恰恰是会误导人的)。所以在我看来，只怕于事无补，甚至还有倒退之虞。 在去年第三期《中国儿童文学》上，王泉根又发表了他的长文《高扬儿童文学“以善为美”的美学旗帜》，文中明确提出：“与成人文学大致倾向于‘以真为美’的美学取向不同，……以善为美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并进而提出“劝人向善、与人为善、避恶趋善、惩恶扬善、择善而从”这样的文学要求。我知道他的本意还是要顺着波兹曼的难题往下说，是出于对当今世界精神文化现状的一种焦虑，但如果文学真的变成了这样的“劝善书”，它还会有真生命么？还可能是有力的么？这种准宗教的软弱的一厢情愿的劝善(安徒生以前的儿童书有不少就是这样的)，真有可能与全球化时代生龙活虎的电视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相抗衡么？我想我们不用冗长繁复的理论论证，只消凭常识，就能作出回答。 我觉得，如果真要从美学的角度看问题，泉根先生有关“真、善、美”的关系，恐怕是说得有点缠夹的。美并不是一种表现形式或表达方式，被用以表现“真”或表现“善”，从而可以“以真为美”或“以善为美”。美是人类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在这一点上它与真是并列的，二者可相互支撑，相互辉映，却未必要以另一个为基础。当人类以审美的方式揭示世界的奥秘，感受到人性的深度时，同一时代的理性思维(也就是“知”，或“真”)，并不一定也能达到同样的程度。这就使很多旷世杰作(比如莎士比亚，比如《红楼梦》)，往往要到多少年后才被人们认识。同样，人类伟大理性的清晰和深刻，也不一定非要在艺术作品中达到相同的表现(这就是图解理论的作品往往失败的原因)。人类正是通过审美的方式和逻辑思维的方式，从感性和理性上把握世界与人生的，于是这两方面的收获就被称为美与真。当然，真正的美，当其生命力灵光闪现之时，很可能一时为社会众生所不容，但时间会证明她的价值，人类的理性慢慢还是会对她表示深刻的理解。这也就是庞特所说的“诗人为时代之触须”。正如钱钟书所批评的，“则今之文学史家，每不知……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形象思维导逻辑思维之先路”。(见《钱钟书散文》中致胡乔木信)但它们的有先有后的应和，是二者达到同一深度时的交融，而并不是“以真为美”，或“以美为真”。这二者是不能取代的。 相反，恰恰倒是“善”，是必须以“真”和“美”为基础的。善是人类的精神探险转向当下，转向实践的中介，所以它的价值总是相对的，不稳定的。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善，不同人群会有不同的善的标准。在真和美这两大触须的感召下，善必须不断作出调整，有时甚至是根本的转换，否则，原有的善就会跟不上时代，就会变成恶。只要想想人类关于科学(比如日心说)，关于自由，关于爱情，关于堕胎，关于性……在观念上发生过多么大的变化，就不难理解“善”的暂时性的品格了。 于是我们就不难看出，在王泉根的论述中，成人文学的“以真为美”其实是个假命题，而作为它的对立物，儿童文学的“以善为美”，则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命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既然是区别于“以真”为基础的善，那么，它完全可以是以“不真”，或以“假”为基础的，这样的善，还会是真善吗？随后，儿童文学又要以这样的“善”为基础，那会是怎样的文学呢？我们儿童文学吃“伪善”的亏还少吗？周作人当年批评中国封建时代“连一首歌谣也不让好好的唱，一定要撒上什么爱国保种的胡椒末”，批评附在《伊索寓言》后面的那些陈腐的教训“所说的多是奴隶的道德，更是不足为训”，我们难道都忘了么？那一切，不都是打着当时的“善”的旗号么？ 所以，不管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只要是真正的文学，其本质总是审美的，它只能以美为基础。儿童文学离不开儿童的审美特征，但这只是指要以合乎儿童特征的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而决不能是打着文学的旗号去图解一时的(或某一部分人心目中的)“善”。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波兹曼揭示美国文化的现状，目的是要向前发展，所以才会为找不到出路而悲伤；而我们这儿的一些答案，之所以取之甚易，恍若轻车熟路，却是不自不觉间正从当代文化难题脱身退往过去的旧道，这是根本不同的。我不知道泉根先生的许多论点是否真是在阅读波兹曼之后得出的，如是，那就真是一种中国式的误读了。 3 不要低估《哈利·波特》的启示 那么，波兹曼的难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我在反复阅读《童年的消逝》后发现，他的结论之所以如此悲观，与他在逻辑前提上有一个根本的失误有关。就在此书问世12年之后，他已隐隐感觉到了这一失误。在写于1994年的《维塔奇书局版序言》中，他引用了不少儿童写给他的信，儿童的话里充满着让他欣喜的童心和童趣，他们不承认自己的童年已经没有了，不认为在现在的环境中自己“就不再是儿童了”。波兹曼写道：“从这些评论中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但它们给我的主要教训是儿童自身是保存童年的一股力量。”说得太好了！其实，在他当年动笔写下“童年的发明”这一章的标题时，就已混淆了一个基本的概念：童年，那是客观的存在，400年前的启蒙思想家们“发现”了童年，但那不是他们的“发明”。在成人们不承认不明白不理解儿童与成人间的区别时，这些区别仍然是存在的！如果童年确是被人发明的，那么现代商业文化也的确可能转而消灭它；但如果本来就是一种强大的客观存在，那波兹曼就完全不必如此担心。现在，他不是从儿童们的信中，看到了这种存在么？ 事实上，再过几年，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想他应该更有信心了。这变化之一，就是《哈利·波特》的出现。原先，在电视文化的冲击下，作为西方出版业半壁江山的儿童书，地盘已退缩得很小了，《哈利·波特》一来，儿童的阅读热潮再起，儿童书的创作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过去的杰出的旧著也纷纷再版了。这不正说明，在商业消费时代，那对抗“敌视童年”的美国文化的搏斗，未必只能以惨败而告终，却也可以乘风而上，或战而胜之吗？我们切不可低估《哈利·波特》带来的这一伟大的启示！ 现在，全世界的儿童、儿童文学作家和所有儿童工作者，都有一个适应新的环境的过程，也将面临艰难的局面。但即使我们面临的真是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那也应该存有一丝打破它的自信和愿望。正像鲁迅所说：“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呐喊·自序》)尼尔·波兹曼已于2003年10月谢世。我不知道他晚年对《哈利·波特》的看法究竟如何。我在这里妄议前贤，心中不免惴惴。但其实，我不就是一个“初学几何而热衷于解世界难题”的中学生吗？只是也出于捍卫童年的热忱，才有骨鲠在喉之感，才倾吐了上面的引玉之言。但愿有更多的同道来探讨这样的难题 。 转自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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