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六个问题
我很早就放弃要为消逝的童年现象提供「解决方法」的重责大任，因此，我打算以问问题的方式，结束这本书，也许这些问题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每一个问题，都曾经在我的探究过程中，不定期出现，然后像岩石上的甲壳动物般，占据我心，挥之不去。这是我摆脱它们的好方法，至少目前如此，也就是说，我也试图提供答案。也许读者有自己的答案，但是，想到这些问题很重要，我就与有荣焉。
童年是被发现或发明的？ 本书开宗明义的陈述，童年的概念是一个社会现象，而非生物上的必然。熟悉儿童心理学的读者，会认为这句陈述「充满问题」，甚至「错误」。以一些颇具权威的研究者，如佛洛伊德、艾立克森、格塞尔，尤其是皮亚杰等人的立论根据，时下的观点是：儿童发展的各个阶段，受制于人类生物上的需要。事实上，皮亚杰认为他的研究是「遗传的知识论」，他指出儿童根据遗传原则，从一个阶段的认知发展进展的另一阶段。 我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件事，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本书的论题无关。事实上，童年这个社会现象，不曾在中世纪出现，而是始自十六世纪，现在则日渐消失。但是，当然，如果皮亚杰的说法为真，那么童年的概念，并非因人类的启蒙所发明，而是被发现，而且新的信息环境并未让它消逝，只是在压抑它的存在而已。 我相信，皮亚杰的研究受限于它的方法基本上是「欠缺历史意识的」。他所观察到的儿童行为，也许在更早的历史时期，根本不存在或至少是相当不同的，但是，皮亚杰对这点没有继续加以注意。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他是对的。如果他对，我们也许可以鼓励自己去相信，最少，童年的概念可以保卫自己，因为，就像一般的说法，你不可能欺骗自然，至少不可能永远欺骗它。 但是，假设童年的概念纯粹是文化产品，就像我一贯的主张，那么只有等到人类的传播环境大力重组，童年概念才可能正确无误的再现、发展。而这点也许永远不可能发生。也许童年概念是在人类的文化史上，暂时出轨，就像马车和白纸上的涂鸦般。 为了让自己高兴，我很愿意以下列叙述，暂时结束这个问题，并冀望未来的研究可以验证我的观点：童年概念好比语言的学习，它具有生理上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社会环境的激发、培育和需要，它不可能存在。如果一个社会文化的优势媒体，要求隔离年轻人，让他们学习非自然的、特殊的、复杂的技能和态度，那么，童年的概念，会以各种方式出现，清楚而且不可或缺。如果一个文化的传播方式，无须对年轻人进行长期的隔离，那么，童年的概念永远是沉默，不为人知的。
童年概念的消失，代表美国文化的日趋下流吗？ 美国是第一个，而且也是目前，唯一完全受二十世纪科技控制的文化。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美国人一直都很乐意调整他们的景观、城市、企业、家庭生活和心灵，以配合他们所谓的「科技进步」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正确的说，美国正在进行「第三种伟大的实验」，其结果如何则是未知。 第一种伟大的实验，潘恩（Thomas Paine）称之为「政府原则和实务的革命」，始自十八世纪末。它提出的问题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是一个政治结构生存的根基吗？ 第二种伟大的实验，始自十九世纪中叶，跟社会有关。它提出的问题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所组成的文化，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传统和习惯，它经得起考验吗？也许在美国发展的过程中，多少有些失败的事件，但是，整体而言，我们可以说这二种实验成功了，而且相当受世界各国的注意和羡慕。
第三种伟大的实验，始自本世纪初（编按：二十世纪）。它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文化果允许现代科技全然控制它的命运，这个文化能保存人性价值而有能创新价值吗？赫胥黎（Aldous
Huxley）和奥韦尔（George
Orwell）已经提供他们的答案，「不会」。马佛的答案是「可能不会」，威纳（Nobert
Wiener）的看法亦然。贾桂斯．依路（Jacques
Ellul）在每年的报告中提供他的答案，斩钉截铁地说「不会」。
那些提供各种肯定答案的人，包括巴克密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扥富勒（Alvin
Toffler），克兰兹伯（Melvin
Kranzberg），佛洛曼（Samuel
Florman）和以萨．阿西摩（Isaac
Asimov），尤以后者最眩于科技的既有成就和未来潜力。
很显然的，答案仍是未定的，我们可以多方猜测。科技本身已经被神化，政治历程也日趋低下，成人的心智日渐萎缩，童年也日渐萧是，这些都是可悲的征兆。全球正眼睁睁观察美国是否有能力克服日渐解体的历史，存活下来，再据以计划他们的未来。
但是，美国却不曾开始思考。二十世界的科技震撼，麻痹了我们的大脑，我们也才开始注意到科技散播在我们附近的精神和社会的残骸。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张口结舌的，说不出话来。
举例而言，瑞夫．耐德（Ralph
Nader）在一九六五年出版《任何车速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相当受欢迎，也对科技极力批判。事实上，这本书是在美国人允许汽车改变生活景观、城市和他们的社交生命后，才出版的。它仍然出版了。之后，其它的批评家悄悄登场，例如麦克鲁汉的《了解媒体》（Understanding
Media）、依路的《科技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威纳的《人类的人性用途》（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约瑟夫．威森包（Joseph
Weisenbaum）的《计算机威力和人类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马佛的《机器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Machine），肯尼斯．鲍定（Kenneth
Boulding）的《二十世纪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伯斯汀的《图像》（The
Image）等等。只要这些书和未来其它书，能协助美国人停下脚步思考，提供新观点，让他们学会用科技来完成目的，而非本末倒置，也许我们就有理由希望这些文化解体的早期征兆，可能不会持久。 至于童年的概念，我相信它早晚会是目前发展下的牺牲品。电力当然无法理解促使童年产生的信息环境。但是，丧失童年，不表示丧失了一切。毕竟，印刷术粉碎世界宗教团体的团结，破坏了口语传播系统中的亲密性和诗意，降低区域忠诚，并创造一个残酷非人的工业制度。但是，西方文明中的一些人性价值，仍然完整无缺，并且有能力创新价值，包括那些与儿童养育有关的价值。既然我们的冲击渐渐减少，我们也许应当进一步思考，让自己的处境更恰当，并且找出一些值得保存的东西。 究竟「道德法定成年团体」和其它基督教基本教义教派的团体，对童年概念的维护，有多大的贡献？ 在一九五○年代，年纪稍大的读者应还记得，如果你胆敢说共产党提出的主义很好，你最好心理有准备，接受别人的指责，说你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或者最糟的是共产党员。论及基督教基本教义运动时，在某些团体中，相同的思想至今仍然很普遍：只要提到任何一句与基督教基本教义人士不谋而合的话，你就会被指责为背弃了美国自由的传统。 为了避开那种指责，我应当说：基督教基本教义运动的复活，潜藏危机，因为它充斥宗教的自大、优越意识和政治的威权心态。尤有甚者，在我的印象中，许多相信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信徒，爱他们的国家远胜于爱他们的上帝，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事比让他们的上帝绝望，更让他们自己高兴的了：大量增加新型破坏性武器，以丰富国家的弹药库存。 但是，一如前述，这些被称为「道德法定成年」的团体，似乎比政坛上任何团体，更清楚新的信息环境对儿童的影响。它企图对赞助某些节目的厂商，进行经济制裁，努力恢复一种对「性」抱持约束和尊重的心态，企图建立学校以坚持严谨的文明标准，这些例子皆是积极主动，力图维护童年概念的例子。当然，这些是不可能有效达到目的的，因为它力量有限、为时稍晚，而且实际上，它也没有针对重组信息环境的问题来解决。但是，我相信，这些努力仍值得称赞，而且谁知道，也许它可以减缓童年消逝的脚步，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它的消逝。 而自由的传统（或者说是「道德法定成年团体」所不耻的世俗人性主义）却不提出任何作法。例如，在反对经济制裁电视节目的广告商时，那些自由派人士则奇怪的主张：让宝碱公司的道德标准来控制电视节目内容，总比由维多利亚皇后公司控制好。总之，在任何一种政治哲学所能影响文化变迁的程度而言，自由的传统已经倾向于鼓励童年概念的消失、滑落，因为它一向展开双臂，欢迎新的东西，而且相对的敌视所有「逆时钟而行」的东西。 但是，就某方面而言，这个时钟已经错误百出。也许「道德法定成年团体」可以提醒世人，珍视过去人类慷慨善待儿童的历史，并感觉未来的重责大任。我想，也许我们不赞同「道德法定成年团体」的自大情结，但是，至少我们还是可以借用他们对历史的珍贵记忆。
有没有任何传统科技，具有潜力足以维护童年的需求？ 计算机是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科技。为了设计计算机程序，一个人必须学会它的语言。以就是说，我们必须先学会复杂的分析技能，以及一位知书达礼的人所需具备相同的技能，因此，必须先接受特殊训练。 如果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知道计算机的运作方式、计算机如何改变人类的世界观、改变人类的判断，也就是说，如果规定全球的人都具备运用、解读计算机的能力，而非计算机文盲的话，可以预见的是，儿童的教育会日受重视，而且儿童文化会与成人文化维持不同的状态。但是，这样的发展，有赖许多不同因素的搭配。 人类如何使用媒介，可能导使它的潜在效果全然失效。 举例而言，收音机广播的特性，具有潜力可以扩大增强人类语言的力量和诗意，世界各地皆有人如此运用收音机。在美国，也许是受到电视竞争的影响，收音机广播变成音乐工业的附属品。因此，持续的、清晰的且成熟的语言，几乎很少出现在收音机广播节目中，除了美国的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以外。 所以，计算机被用来提升广大群众的有系统、逻辑的、复杂的思考能力，也不是必然的。因为让半文盲的人口，将计算机用来玩电动玩具，让视觉影像的魔力娱乐他们，让他们没有真正了解计算机就去用它，也反被计算机利用，也许更符合经济及政治的利益。如此，计算机才能保有神秘性，并且受控于官僚体系中的菁英。当然，也没有必要教育儿童，童年的概念也不会受到任何阻挠，而继续迈向灭亡的旅程。 有没有任何社会机构，不只有能力，而且有足够的决心，得以挽救童年现象日益消逝的趋势？ 只有二种机构关切这个问题。一是家庭，另一是学校。一如前述，家庭的结构和权威，已经严重削弱，因为父母已经丧失控制儿童的信息环境的能力。举例而言，人类学家米德曾将电视比为「第二个父母」，因为她说当今的儿童，跟电视相处的时间，比跟父亲多。以这种说法，父亲也许应当是第四、五个父母，落在电视、唱片、收音机广播和电影之后。受到父母角色日渐淡薄的鼓舞，贝尔电话公司（Bell Telephone）竟然厚颜无耻的呼吁父母利用「故事专线」（Dial-a-Story）取代亲自为儿童说故事的作法。总之，媒体已经削弱家庭在形塑儿童的价值观和敏感度的功能，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 尤有甚者，可能因为是媒体过度膨胀的影响力，许多父母已经丧失养儿育女的信心，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养育子女方面的信息和直觉，不大可靠。结果，他们不只不拒绝媒体的影响，更转向那些专家，相信专家知道什么对儿童最好。因此，那些被邀请而来的心理学家、社会工作人员、辅导专家、教师和其它传达慈善机构观点的人，皆大大地侵犯父母的权威。也就是说，传统中亲子关系里的亲密性、依赖和忠诚特性，皆因此而丧失。事实上，目前有些人相信，亲子关系基本上是神经质的（neurotic），外面的机构比家庭更适合教导儿童。 对家庭的力量更具破坏力的，当属妇女解放运动。为了避免误解，我必须先解释：将妇女从有限的社会角色加以解放，是科技革命中最具人性的效果之一，值得所有启蒙人士全心支持。但是，不可否认的，当妇女在企业、艺术领域、工业界和各种专业中，找到他们的位置时，传统养育儿女的意义和效力，也因此严重的下落。因为，不管将养护者的角色，完全加诸在妇女身上的说法，招致多大的批评，事实上是，只有妇女才是童年的观护者，是妇女一直在形塑、保护童年。 要男人担负起女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可能的，不管要男人养儿育女的各种说法多么合理。因此，如果父母双方皆在外工作，儿童就变成一种负担，渐渐地，他们会认为童年愈早结束愈好。除非美国的社会思潮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否则所有这一切只是告诉我们一项事实：美国的家庭，并不会强烈反对缩水的童年以及它的消逝。 至于学校，它是目前唯一相信儿童与成人有别，成人应教导儿童重要价值的公共机构。因此，像儿童般的乐观人士，仍旧出书劝导教师注意言行，尤其是，劝导教师如何保存固有价值。问题是，学校机构的权威日渐下跌，人尽皆知，而且处在急遽变迁的传播机构下，学校（套用麦克鲁汉的话）已经变成「拘留场所」（houses of detention）而非「学习场所」（houses of attention）。教师对自己应如何跟儿童相处，也相当茫然。 举例而言，由于识字能力不易培养，教师开始丧失热忱，并质疑是否应当废弃这项由古至今皆很重要的工作。另一个例子也是一样令人沮丧：有些学校，为十一、二岁的学童开设「生计训练」的课程，这是将儿童视为大人的雏型心态重现的明显征兆。不证自明的，学校反映社会潮流的强大影响，却没有一丁点能力去导正社会潮流，当然在反抗社会潮流时，它近乎无能的。
个人在对抗社会现象时，真的那么无力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是「非也」。但是，就像对抗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具体的说，个人在父母角色上的对抗，宛如是在对抗美国文化。举例而言，光是父母不离婚本身，就是一种不从众的举动，而且有羞辱一个随意丢弃的文化之嫌，因为任何持续性的行为，在这个文化中不具价值。如果跟自己的上一代保持密切关系，让儿童可以每天去经验亲属的意义，以及经验尊重年长、照顾年长的责任等等价值，那么这个家庭至少有百分之九时是「非美国人的」作法。 相同的，坚持自己的子女学会忍受挫折延后满足的纪律、以礼规范性关系、或节制自我的行为、用语汉风格，这些都让家长觉得与社会潮流格格不入。甚至，确保子女用功读书以知书达礼，也变得特别耗时和昂贵。 但是，最强大的反抗是，控制媒体接近子女的机会。事实上，父母可以从二方面着手。第一是限制自暴露在媒体之前的数量。第二，仔细的监督媒体的内容，并持续提供他们对媒体内容和价值的批评。这二项工作皆非易事，而且必须仰赖父母多加注意，但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大愿意如此。 虽然如此，有些家长还是决心这么做，以实际行动反对社会的误导。这种家长不只协助自己的子女确保自己的「童年」生活，而且，也同时在创造一种知识菁英。当然，短期的效果是，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一旦成人，会比较受企业界、专业领域和媒体的欢迎。至于长期的效果呢？只有一点：一心抵抗当代精神的家长，会助长「修院效应」（Monastery Effect），因为他们延续人性传统的存在。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文化竟然会遗忘自己也需要儿童的存在。但是，在儿童也需要童年这件事上，它几乎已经忘掉一大半。那些坚持自己记忆的人，展现的是最高贵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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