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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之后——六十年代在今天

原著：莫里斯·迪克斯坦

译：沙湄

六十年代的一个非同寻常之处在于，那十载春秋直至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仍如此深刻地与我们同在，通过写作与之相关的书籍，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不断地在想象中再度经历青春；他们那些保守的反对者，那些因飞黄腾达而变得乏味乖张的人，则永远不厌其烦地将六十年代引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正如每次银行倒闭或赎取抵押品权利之取消都让人们想到大萧条时期，任何社会激进主义、反战抗议或性放纵的迹象都会唤起对六十年代的记忆。尽管那十年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属于另一世界——属于一场拖了很久但结局糟糕的闹哄哄的宴会——六十年代仍不失为一个可触及的神话，一串熠熠生辉的回忆，一个所有社会争论开始分道扬镳的转折点，也是广泛地弥漫遍及于我们整个文化中的价值的源泉。某些革命由于延续而失败，六十年代革命却似乎由于失败而得以延续。这一切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何以六十年代对我们持续影响至今？

近年出版的研究这一课题的著作主要论述了六十年代的政治方面——越南战争，学生激进运动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民权运动反战运动，血腥骚乱，暗杀，街头示威，以及大学校园暴动。我自己在《伊甸园之门》（1977）中的方法则有不同。在并未忽视政治因素的前提下——谁能对此视而不见呢？——我着重强调了生活的变化，强调了那个时代迁移变幻的感受和道德风气。反战示威在里根和布什时代周期性的死而复生显示了六十年代遗产的一个方面，一套对政治的习惯性反应方式和一个抗议策略的武库。但在情感和道德观念中爆发的革命才最是六十年代价值观确证了自身的不朽之处。六十年代绝不仅仅是年青人长发蓬蓬游荡于街头的时代；它也是许多人蓦然回首审视自身生活的时代，其后果至今仍可感知。

情感风貌的这种变化也延伸到了政治领域。六十年代的政治形式到头来证明是转瞬即逝的，那种逐渐形成的政治态度则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自毁于芝加哥街头，当麦克高文（McGovern）的竞选活动被尼克松压倒优势的胜利彻底击溃，当战争和征兵的结束削弱了大规模抗议的基础，作为一个全国性运动团体的六十年代左派也就走到穷途末路。只有当诸如核武器、种族隔离、中美洲问题、或（更为夹缠不清的）波斯湾战争之类争端引起紧张的激烈情绪和道德义愤时，那些战术手法才得以重演。六十年代留给后人的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而是指向军事和政治领导者的一种深刻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在战争与和平、环境问题、官方谎言和腐败、对个人权利的威胁等问题上。

然而，摇摆不定的事态戏剧性地发生转变：随着经济问题在七十年代早期变得日趋紧迫，保守反动势力开始高涨，其中包括一场中产阶级的税收起义，并有罗纳德里根跳将出来充当其代言人和受惠者。更为传统的价值观念——宗教、家庭、爱国主义——占据了显要地位，许多美国人在当时嘉年华会般的动荡不安中畏缩退却。

在文化意义上六十年代似乎也气数已尽，许多领袖人物感到那个时代难以为继。风格迥异的作家如艾伦·金斯堡等并未在七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更安静、更“正常”的氛围中蓬勃成长。曾经熔铸结晶出一个时代的感觉能力的垮掉的一代诗歌和黑色幽默，仅以悄无声息的边缘方式与后来的时期毗连。一些政治艺术开始显得陈腐背时、过于激烈，而以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为典型代表的名流冷性文化却绵延不绝，六十年代的那一部分永远都会有源源不断的销路。

对于六十年代的艺术家和演艺界人士，毒品和烈酒是主要的职业性的危险之源。自我毁灭的人物如杰克·凯鲁亚克等把自己消耗得油尽灯枯。对另一些人而言，自然进程导致了其消亡：前辈的蛊惑人心的煽动家——例如保罗·古德曼和赫伯特·马尔库塞费尽了唇焦舌敝的教导并从舞台上消失无踪。其余的如蒂摩西·利亚瑞之流则沦为职业小丑，将他们那哗众取宠的把戏搞成了表演业。鲁宾和汤姆·黑顿等辈乘着名气与野心之舟直奔主流，激进的喜剧式人物如艾比·霍夫曼和狂热分子如马克·拉德则被迫转入地下。

在作家群落中，或许生命力最强的幸存者是那些在较早年代中定型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们只是简单地将时代场景的变换和个人生活的沉浮跌宕当作其原始主题。如菲利浦·罗斯和约翰·厄普代克。这类对文化变迁始终警醒的观察家也能够适应一种激进主义已是明日黄花、政治义务靠边站、时尚与消费成为原动力的氛围。那些在五十年代已经成熟的人们更容易适应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六十年代，极少有作家和制片人能够很好处理当时人们为之焦虑震撼的对时局的关切。很久之后，姗姗来迟的关于越南战争的小说和电影泛滥成灾，包括虽有简单化之嫌但雄浑有力的作品如《现代启示录》、《野战排》和《生于七月四日》，这表明了公众想象力最终能够忍受我们的全民性创伤。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天才作家得以拥有一种直接与那一时代的混乱回应共振的风格，如梅勒和沃尔夫等。

然而，即使当六十年代分崩离析时梅勒和沃尔夫仍富于创造力地继续维持生机，这也仅仅是通过求助于截然不同的主题才得以实现。梅勒求助于《刽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中美国腹地骇人的阴郁荒凉和枯燥乏味，这部作品以一种与他惯常的第一人称巴洛克文体风马牛不相及的纪实风格写成；沃尔夫则转入对太空计划故作惊人之语的描述（《正确之事》，The Right Stuff）和取材于郊区生活的讽刺兮兮的报告文学（《时髦摆饰的焚烧堆》，The Bonfire of Vanities），其中描绘了刑事司法体制和传媒对生活方式豪华时髦、血统纯正高尚的中层白人是何等的不公平。尽管其作品极具可读性，沃尔夫仍是一名乔装成小说家的新闻记者。他的强项是：具体细节的了如指掌；太空计划的操作和人事方面的内情，城市丛林中从上到下的社会性的纷繁难懂之处。加上他那保守的政治主张，与主题保持距离的花花公子式的冷漠超然，在金钱、阶级、文化时尚方面能说会道、油腔滑调的吸引力，这一切使沃尔夫成为唯一一位能在里根时代左右逢源的六十年代作家——正如安迪·沃霍尔，这一成就愈发表明了他的局限。

六十年代是一个在艺术中进行狂乱恣肆而往往短命的实验的时期，映射出日常生活的动荡不安：从意识流和偶发艺术到后现代小说和迷幻摇滚歌词。起初，这场音响与意象的狂欢节的副作用招致了其对立物的出现——雷蒙德·卡弗那莫名其妙地产生效应的低调节制的蓝领现实主义，使人联想到海明威，以及卡弗的年轻仰慕者们时髦雅致的极简抽象艺术；迪斯科时代圆润悦耳的通俗音乐风格和七十年代以机械方式批量生产的摇滚乐；由照像写实主义肇始的肖像绘画的复兴，其特征是平板单薄、如美术明信片般的对庸凡生活的抽象。这种摇摆不定之感以一种向保守风格的表面上的回归为标志，试图遮蔽六十年代在艺术中造成的真正冲击，这一冲击注定使杂乱无章的兼收并蓄主义和再无单一风格能够一统天下的文化多元主义决堤而出。这对于某些艺术家是解脱，对于许多批评家是堪为忧虑的，但是对于文化企业家，特别是艺术贩子，它变成了赚上一笔的大好机会。

幸亏有对文化新花样的难填欲壑，先锋派成了不错的行当，既有利可图又名声显赫，既时髦风雅又严肃不苟。当文化与金钱日益盘根错节地胶着在一起；当公司财团成为博物馆、艺术节和公共电视广播业的实力雄厚并且往往是好管闲事的扶持者；当兴旺发达的艺术市场实质上成为兴旺发达的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的衍生物；作为一股破除旧有传统信仰和反对的力量的先锋派开始丧失其意义。在这一方面和许多其它方面，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对六十年代的拙劣模仿，使其成为可能的正是六十年代热衷于实验的劲头。

但是，这种风格样式杂乱无序的激增有其积极的一面，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阔胸襟在新奇事物与时尚的漫无节制的迴旋摆荡中确定下来。至今二十多年来，在对肆无忌惮和标新立异进行令人眼花缭乱地追逐的氛围中，抽象派绘画与具象派绘画，实验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自由体诗歌与形式严谨的诗歌，硬摇滚与软摇滚，无调性音乐与调性音乐，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大家统统和平共存，平安无事。超然物外，晦涩艰深的艺术家如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成为时髦所趋，而慷慨激昂、因袭守旧的故事写手如辛西娅·奥西克（Cynthia Ozick）和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也十分入时。

女权主义作为一场运动的胜利在后1970时代是反常的、不具代表性的，那时的运动很难找到追随者，也很难引起关注。正如此前在六十年代产生的一系列运动，特别是正如民权运动，女权主义更是一个政治与文化的反复无常的混合物——立法目标和经济目标，自我形象方面深刻的个人改变，在两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身份认同感，这一切时常掺杂在一起。当代女权主义由不平等和歧视的具体问题开始发难，但也从对个体如何思考自身生活具有真正冲击力的，辩证法的社会历史著作（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和文学史著作（米勒的《性别政治》）入手。

女权主义更多地是通过媒介覆盖面和诸如小型觉悟提高组之类的个人接触赢得了妇女们，而不是通过全国妇女组织之类的大型机构。妇女们寻求并实现了对自己身体更自主的支配以及摆脱屈辱角色和陈规老套的自由。堕胎权成为女权主义者和宗教保守派之间激烈争执的一个领域，已婚妇女提早进入工作行列使学前儿童的日间照管成了紧迫的经济问题。甚至当女权主义在政治意义上陷入困顿，在争取平权修正案正式批准的运动中也遭挫折，其文化影响却蔓延开来。多亏大众传媒，女权主义触动了许多不参加任何组织、很可能也不自许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们的敏感神经。这正是许多六十年代价值观渗入主流的方式。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远比任何形式的利他主义更与个人成长的理想显得气味相投。里根政府的自由市场信念使自我奋斗合法化，甚至使之成了在社会上大受欢迎的事物。六十年代的反文化在一个富于经济品性的时代迷失了政治方向，转化为七十年代洋洋自得的“唯我”的一代和八十年代野心勃勃、专注自我的年轻专业人员。不管他们的起薪是多少、生活是如何盘算周密，这些青年人依然是他们所降生的六十年代的孩子。嗞嗞冒汽的可乐代替了烟雾腾腾的大麻烟卷，慢跑运动和参加健身俱乐部代替了混迹于嬉皮士群居村，在华尔街寻找黄金梦而不是在佛蒙特乡野探求理想国，他们令人费解地与似乎已遭到他们讽刺嘲弄的六十年代价值观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是追求当下自我实现的价值观。

六十年代价值观和态度最忠诚的传承者莫过于六十年代人本身。在《伊甸园之门》结尾处我预言道：“我们还会听到他们的声音的，因为虽曾如此吵闹张扬，他们并未充分畅所欲言。那在异常年轻时共同地和个别地赢得了集体盛名的一代人尚待留下独立的、个人化的影响……大部分人消失在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家庭、行会和职业中。”在为1968年4月接管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罢课学生举行的二十周年联欢会上，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之中有这么多人仍以某种方式对昔日理想保持着真诚。他们的头发比过去短了，但没人穿西装打领带。他们很晚才生儿育女——并且把孩子们都带来了。一些曾以英勇无畏之姿迈向新社会的人事先恐怕万万没有预料到自己也会进入核心家庭。

在潇洒自如、不拘礼节的举止之下，他们似乎被一种情绪所感动，即他们是特殊的，因为无论多么短暂，他们曾扮演过历史性的角色。没有曾标志着老左派步入中年的那种戏剧性反转的迹象。这些激进分子中极少有人依然活跃于政坛，但许多人已成为关心社会的作家、编辑、教师、电影制片人或工会组织者，并将昔日信奉的宗旨贯彻到新的职业生涯中。另一些人则主张局部行动主义，在学校董事会或社区委员会中担任职位，组织各种运动来阻止高速公路的修建和空地的开发建设。极少数人似乎只是一味抨击痛斥金钱!全然不顾里根时代的繁荣期伦理。显然，一些共同的责任感会继续决定他们未来生活的方向。

随着这一代人开始占据权威地位，他们的理想使社会制度、风俗惯例和个人生活大为改观。对新保守派辩论家而言，这些六十年代人是一种防不胜防、难于拒绝的九头蛇怪，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冒尖，歪曲美国价值观，用他们的政治议程使教育制度误入歧途，拆美国资本主义的台，挖我们充当世界警察欲的墙脚。在新保守派辩论家看来，新左派和反文化的消亡只不过掩饰了一种隐蔽的胜利，一种伺机作恶、暗中为害的同化作用不仅潜入大学和其它文化机构，也潜入了美国人的心灵。正如许多夸大其词的说法，这一红色恐怖的最新版本还是包含了些许真实。

任何对五十年代默不作声的顺从记忆犹存的人都会敏锐地觉察六十年代态度和新一代的来临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新闻界、大学、广告、电影工业，甚至于教会和国会。在诸如核战争、新式武器系统、中美洲武装干涉之类问题上——这类晚起越战和冷战幽灵的问题——新闻界一再提出以前绝不会深究的、放肆无礼的问题。同时，教会不断在事关良心的问题上大胆发言并组织起来，帮助国会建立抵抗行政分支机构的决心。整个八十年代，尽管有来自一位更为保守的教皇的强大压力，教会仍坚持站在为人权、土地改革、拉美民主摇旗呐喊的最前列。

与此同时，大学，这个许多六十年代激进分子在其中找到合适归宿的地方，成了不同政见的中心，也成了标新立异的、间或板起新正统主义面孔的学术中心。社会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兴旺繁荣，黑人研究、女性研究、同性恋学和文学理论之类新领域也生机勃勃。与为宽容、多样性、平等和非暴力等遭到忽视的西方价值观而热情呼吁的六十年代激进分子不同，学院激进分子绝少公正地对待把他们教养成人的书籍和培育滋生了他们那种异议的深厚传统。他们证明了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何等轻易地被自身的制度化所背叛。正如茨维坦·托多洛夫在他为此类理论激进主义而作的悼词中所言：“一面捍卫人权一面解构人道思想而不导致自相矛盾，这不可能的。”

像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这类牵涉到大规模官方欺诈和滥用职权的重大丑闻，有助于使形成于越战期间的怀疑主义精神保持活力。在中美洲问题上整整八年的爱国主义滔滔雄辩，非但没有消除“越战综合症”，反倒证明了，除非生死攸关的利益遭受严重威胁，否则大多数美国人对此类冒险心存疑虑。甚至里根也无法总是打反共牌，亦无力恢复一种对美国德性不加质疑的信念。国会抵制向尼加拉瓜叛乱分子提供武器装备的强烈程度显示了自冷战时期以来美国自由主义发生了何等深刻的转变。国会亦不容许美国政府无视萨尔瓦多、智利或危地马拉的官方暴行。关于是否批准海湾战争的那场令人难忘的国会辩论中，历历在目的越战记忆始终萦绕不去，表明了何以连国会中的保守人士对未加约束的行政当局和无止境的军事干涉也变得警惕起来。这种谨慎将在速战速决、轻而易举的胜利所致的欣快症中被抛诸脑后。海湾战争开始后，指挥战争的将领和反对战争的抗议者都联想到了越战。冲突结束后总统在一次次的讲话中也是如此。他的主旨很简单，只是有那么点一厢情愿：“越战的魅影已葬身于阿拉伯荒漠的黄沙之中。”多亏苏联解体，尽管国内问题日趋恶化，美国还是成了所向无敌的超级大国，世界各地局部冲突的仲裁者。唯有时间能证明海湾战争的胜利是否会导致进一步的干涉，或许还有新一轮的抗议。

八十年代以降，自由主义在国内问题上一直处于防御姿态。在此问题上，里根的总统直属机构把政治舞台改造得面目皆非，构想欠妥的税收削减，巨额预算赤字以及飞涨的军事开支使新的社会计划化为泡影。与此相反，正如凯文·菲利浦在《贫富政治》中论证的，右派完成了一场对富人有利的、意义重大的收入再分配。1986年的税收“改革”，在堵塞了某些漏洞的同时，破坏了循序渐进的税收的关键性公允原则。自由主义者在例如法官任命等问题上的历次大战，是为制止倒退而不是为取得新进展而战。

当激进主义者变得学究气十足、自由主义者陷于一片混乱，保守知识分子受到公司财团慷慨赠与和一种极富接受能力的政治气候的鼓励，发展出一种“民主资本主义”的全面幻象，以此作为社会和经济的驱动力量。“于是，具有讽刺意味地”，查理德·弗莱克斯在《创造历史》中写道，“左派，原先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最直言不讳、立场鲜明的意识形态流派，如今根据多元利益集团政治的规则效力于讲求实际、鸡零狗碎的时尚。而右派则表现为道德和空想的力量。”马克思过时了，亚当·斯密风头正健，世界忽然将资本主义当作自由与富裕的魔钥梦寐以求。东欧从 共（去他妈的敏感词）产主义阵营中逃离提高了这种狂热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信心，但同时也消解了使它得以成形的凝聚力，即反共和反苏联军事威胁。

当然，“多元利益集团政治”对于美国左派实在没有什么新奇感可言，它是率先创造了现代自由同盟的罗斯福新政的主要产物。但在大萧条时期，它与强烈的国家危机感和对公共利益的积极追求结合在一起。新政利用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也以此改善自然环境，并以艺术规划培养对美国文化的归属认同感。新左派既非真正的“意识形态流派”，而且连一股初具规模的道德力量都算不上，他们擅长抗议和抵制，在社会问题上却缺少独到的建设精神。这有助于解释新左派何以走向覆灭，因为当下的目标达到之后抗议运动必然衰落退潮，正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所写：“不含物质利益的道德激情几乎永远不足以促使大批男女做出名垂史册的行动。”

新左派本可以为停止战争和结束歧视而努力，但当沃伦执掌的最高法院戏剧性地扩大个人权利的范围时，却是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促使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社会规划得以通过。新左派发端时是一场有现实目标又有梦想目标的运动，自由进程和社区组织项目表明了这一点。但战争和黑人权力运动将道德见证和局部行动主义变成了抗议，最后变成了狂暴盛怒；这使新左派脱离了政治舞台并确保了它最终的灭亡。

忽略不计这种政治上的失败，许多如今我们给予妇女、同性恋者和黑人的基本权利属于六十年代的遗赠，对此，保守的政府可以加以阻挠却无法彻底逆转。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八十年代早期和平运动造成的冲击，更适用于如今已成政治场景中固定组成部分的环保运动。尽管基要主义者对六十年代新自由强烈抵制，里根政府在推行其社会事务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如打击色情作品、堕胎合法化和政教分离等。尽管身处爱滋病传染猖獗的时代，美国人似乎并不愿意让他们在六十年代赢得的性自由、特别是自我表达的自由倒退回陈规旧习。爱滋病的威胁反倒给关于性的公众讨论带来惊人的、前所未有的坦率直露，甚至对孩子们也不加避讳，虽然性本身忽然变得更加危险了，但老一套的虚伪矫饰和压抑约束看来已成为过去。

时光的流逝使我们能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六十年代的事件。对妇女平等的逐步接受，性道德松弛，离婚率的上升，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改变，与大量税后收入携手成长的、独立的青年文化，高等教育的普及及其影响，技术与大众传媒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一切趋势都可以在更早的时期如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找到出处。六十年代，此类发展采取了激烈醒目的政治形式和文化形式，但它们乃是深藏于战后年代保守主义之下的广阔社会变迁的一部分。

六十年代发生的许多事当然有其阴暗的一面，没人会对战争导致的流血事件和社会冲突产生怀旧之情——也没人会留恋聚居区的暴力，不管它是孕育着新希望还是根本就毫无希望。无人会为那一时代煽动性豪言壮语落泪，或为某些激进学生的自以为是所打动。迄今为止，这些激进学生极少做过严肃认真的反省。在哥大联欢会上，马克·拉德追述了这使伙伴们送命或入狱的、最终蜕变为狂怒和暴力的衰落，他断言道：“我们彻底脱离了现实。如今我认为是越战逼得大家发了疯。”但除了将他的激进主义归咎于其犹太出身，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没有任何对自己所作所为进行过深入反思的表示。可以理解，他已在自己往昔的戏剧性经历中倾注太多、沉溺太深。过分简单化的电视系列片《理解六十年代》（1990）虽有一些珍贵的镜头段落和上乘的访谈，却同样将六十年代参与者自诩为崇高、理想主义、乐天一代的说法奉为神圣，这再次证明了口传历史并非历史。

那个时代的天真幼稚如今看来简直让人揪心，然而不知为什么，这方面一直是六十年代最令人神往的特征之一。尽管这种天真幼稚有时带来毒品和暴力，带来性乱和道德自满，但它也养育了一种将永远超越其时代的共享和平等的理想。1988年我女儿刚进大学时，像其他新生一样佩戴了一枚徽章，上书“绝望地紧抱乌托邦幻想”。至少对于她们那一代而言，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正确的平衡。惟其荒谬，所以我信。如今，“自由市场”在富于讽刺意味的倒退反转中恰恰变成这种乌托邦幻想，变成了世界各地人们孤注一掷的法宝。

乌托邦空想家们不仅表达了一种幻觉，若干希望，而是勾勒出前路遥遥的目标，留待更为现实的人们去完成。与对斯大林抱有固执幻想的老左派不同，新左派和反文化极少给人们带来伤害——只是有时自我伤害。比起后来年代里盛行的可卡因、强效纯可卡因、海洛因和烈酒，就连六十年代的毒品（基本上是大麻和迷幻剂）也显得相当温和。如今，黄砖路不再通往天堂，而是直达地狱，甚至都不曾用好意稍加遮掩，这条路的险恶一望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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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本文为迪克斯坦1989年的新作，收于企鹅公司1989年新版《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版《伊甸园之门》根据基础图书公司1977年版译出，未收此文）

莫里斯·迪克斯坦，美国学者。主要著作有《伊甸园之门》等。

沙湄，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有译文若干。

（本文原载《天涯》1999第3期）

转自elong网站生于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