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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
编译：张毅
三十年前，最后一批满身泥垢的年轻人撤离了马克思·雅斯格（MAX YASGUR）泥泞的牧场，它宣告了一个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音乐节的结束。同时，对于其具有何种历史意义的争论也就此开始。真诚的“信徒”称其为一个时代的顶峰，认为它对人类思想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挑剔者”则将它视为一个天真无邪的时代的滑稽收场。
1969年举办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艺术节（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吸引了四十五万观众。四天的时间里，他们在苏利文县（SULLIVAN
COUNTY）的牧场缔造了一个嬉皮士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人类的感知世界被彻底地打开，吸食毒品是合法的，性爱是自由的。音乐节于当年八月十五日下午五点零七分正式开始，持续至八月十八日上午结束。它引发了纽约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交通堵塞，通向纽约州的高速公路被迫关闭。美国相当多的州县在此之后立法以禁止类似活动的再次举行。
和其它为数不多的历史事件一样，“伍德斯托克”已成为某类文化现象的代名词。正如“水门”（WATERGATE）暗示着公众信任危机，“滑铁卢”（WATERLOO）代表惨烈的失败，“伍德斯托克”指向的是弥漫于六十年代的纵欲及享乐主义。历史学家费尔徳曼（BERT
FELDMAN）说：“人们在这里经历的是一场一生中绝对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复杂，无法复制，如同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出现在1969年那个不同寻常的周末的有谎言家，热恋中的情人，先知以及形形色色的投机者。他们在那里谈情说爱，钻营牟利，共同创造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历史瞬间。音乐节图标（见附图）的设计者斯科尼克（ARNOLD
SKOLNICK）是这样描述它的：“一阵急促，躁动的敲击在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响起，于是人们从四面八方闻声而至。”
这场嬉皮士的狂欢最终花费了二百四十万美元。它的主办者是四个截然不同的青年人，他们是：罗伯茨（JOHN
ROBERTS）,罗斯曼（JOEL ROSEMAN）,考菲尔德（ARTIE KORNFELD）和迈科朗（MICHAEL LANG）。
年龄最大的罗伯茨那一年26岁，是这个活动的投资人。他因继承了一个药店和一个牙膏制造厂而拥有上百万美元的资产。他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曾作过陆军中尉。在此之前，他只亲临过一场由“海滩男孩”演出的摇滚音乐会。他的朋友罗斯曼是长岛（LONG
ISLAND）一个著名牙医的儿子，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在1967年，24岁的罗斯曼留着络腮胡须，在一支作风闲散的摇滚乐队中任吉他手。1967年冬天，两个青年人合租了一套公寓，盘算着如何打发漫长的余生，他们决定为一家电视台编写长篇肥皂剧，内容是关于两个头脑简单而富有的年轻人的商业投资冒险，他们将面临各种困境，最终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
为了丰富剧情，这两位决定在现实生活中扮演一下剧中的主人公。于是在一些杂志的分类广告上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两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寻求感兴趣的投资机会及商业项目”。他们收到了上千个五花八门的回复，其中一个新奇的项目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自行车滑雪，这是一个当时在欧洲颇为风行的运动，两个人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慢慢地，两位未来的肥皂剧剧作家不知不觉变成了冒险投资家，不折不扣地变成了剧中人。
25岁的考菲尔德总穿着大翻领的制服，他在著名的政府大厦唱片公司（CAPITOL
RECORDS）任职，因常在办公室里吸大麻而声名不佳。他的工作是与大牌的摇滚明星联络，他本人也进行歌曲创作。麦克朗在朋友们眼中是个精灵古怪的人物，有一头黑色的披肩卷发，23岁的时候，他在佛罗里达拥有了第一家大型商店。1968年，他策划了当时规模最大的迈阿密流行音乐节，吸引了四万观众。后来他作了一支摇滚乐队的经纪人，寻求与唱片公司的签约，1968年底，他找到了考菲尔德。
两人一见如故。不久，麦克朗搬入了考菲尔德在纽约的公寓，他们进行了多次的彻夜长谈，酝酿出了一些构想。其一是举办一场超大规模的摇滚音乐会；其二是在距曼哈顿一百公里的一个名为伍德斯托克的小镇建立一个录音室。选定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远离尘嚣，风景优美的小镇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已成为很多艺术家心目中的圣地。在六十年代末，许多摇滚艺人都迁居于此，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BOB
DYLAN, THE BAND, TIM HARDIN, VAN MORRISON, JIMI HENDRIX, JANIS
JOPLIN。两人开始为他们的计划寻找投资人。1969年2月，在他人的引荐下，他们与罗伯茨及罗斯曼进行了一次会谈。麦克朗事后回忆说：“那两位一脸迷惑的看着我，嬉皮文化对他们而言是新奇的，尽管如此，他们对我们的计划依然很感兴趣，并要求我们提供一份书面材料，其中包括一切活动的预算及其它具体事宜。”在他们第二次会面时取得了一致：将音乐会的规模定在有十万观众参与，预算定为五十万美元。四个合作者在野外搭建的帐篷里喝着鸡尾酒，吃着烤面包片进行着紧张的筹划，他们开始派人去四处拜访摇滚艺术家，他们梦想着能够邀请到象JOAN
BAEZ这样的传奇人物出席。3月，他们注册成立了名为“伍德斯托克冒险计划”的公司，每人占四分之一的股份。接下来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寻找合适的场地。为此他们的触角遍及了哈德逊中部的整个乡村。最终，他们在洛克兰县（ROCKLAND
COUNTY）的沃克尔（WALLKILL）以一万美元的价格租下了一片大面积的开阔地。在三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四个人驱车来到这里拜访了土地的拥有者霍华德，他们注意到了这片土地的工业化痕迹。罗伯特事后回忆当时的感受：“这里并不是十分理想，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
米尔斯的三百英亩空地交通极为便利。它位于城镇最主要的211号大道的尽头，距与纽约州高速公路相连的17号大道仅一英里，并铺设有必要的水利管道及电力设施。它原本被划分为工业用地，也被允许进行文化展览及演出。尽管音乐节的组织者对这里不甚满意（因其背离了他们所宣扬的“回归田园”的宗旨），但他们依然向地方发展规划委员会递交了活动申请，并开始着手进行相关的工作，同时寻找着更为合适的场地。
罗斯曼在五月底对沃克尔的地方官员说这次活动将邀请一些爵士乐队及民谣歌手参演，预计有五万观众。地方长官斯科塞（JACK
SCHLOSSER）则对此心怀疑虑。他事后回忆说：“我感觉那些组织者在有意地隐瞒一些事情，例如观众的人数。随着与他们接触的加深，我发现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五万人相当于军队中一个师的人数，相应的后勤部门极其庞大。因此，参加音乐会的即使是五万个牧师，我一样会担心。”
从四月底开始，组织者们已经开始筹划在大众传媒上推出一系列与活动相关的形象设计以引起公众的关注。五月，在“纽约时代”等杂志上开始出现本次活动的广告。在康菲尔德心目中，搭建舞台，与摇滚乐队签订演出合同，甚至售票都不是头等大事，音乐会的重点在于体现一种观念，并使其成为一个能对一代人的风貌进行完整记录的事件。在活动的宣传品中，组织者敏锐地借用了代表反传统文化的群体惯用的标志及用语。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气氛中，为了顺应同代人要求独立自由的倾向，最初麦克朗建议将整个活动命名为“宝瓶座之展示”（AQUARIAN
EXPOSITION），他还设计了一个风格华丽，以水瓶为中心图案的张贴画。最终，活动的宣传口号定为“和平与音乐的三天”（THREE
DAYS OF PEACE AND
MUSIC），取代了高度概念化的“宝瓶座之展示”。主办者欲以“和平”体现青年人心目中的反战情绪，也想用此种暗示来避免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暴力事件。
标志图案中的鸽子原本的设计是落在一支长笛上。设计者斯科尼克当时住在谢尔德岛，每天都在画鸽子，当活动的另一位广告撰稿人打电话给他并告诉他活动的口号时，他随即用刀片把一只鸽子的完整形象从写生簿上切割下来，“那时我喜欢听爵士乐，所以最初的设计是鸽子落在长笛上，但仅仅过了一天，我就决定让它落在一把吉他上。”
“伍德斯托克冒险者”在试图与那些当时最著名的摇滚乐队签订演出合同时遇到了麻烦，明星们因为担心演出后拿不到酬金而不愿与一个闻所未闻的机构签合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组织者开出了当时令人难以拒绝的天价。首先，他们以12000美元签下了当时最著名的迷幻摇滚乐队JEFFERSON
AIRPLANE，这支乐队此前的出场费一般是5000到6000美元；随后他们以11500美元请来了CREEDENCE
CLEARWATER RIVIVAL，以12500美元请来了THE
WHO，后面的事情就变得简单了。“我告诉他们钱不是问题，如果他们开价五千，我会给他们一万。”最终，他们在请摇滚乐队及歌手这一项上花了十八万美元。
罗斯曼与罗伯茨希望能请到电影公司对这次活动进行全程拍摄。但此前拍摄摇滚纪录片几乎无利可图。一年前，一部关于蒙特利尔流行音乐节的纪录片在票房上遭到惨败，因此一般电影制作人不愿涉足与此。他们幸运地遇到了韦德勒（MICHAEL
WADLEIGH）。27岁的韦德勒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摄影师及独立电影导演。两年前，他自行中止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系的学业，开始将其所有时间用于在城市的街道上拍摄民众与政府在政治文化方面频繁发生的冲突。他曾在他的影片中使用摇滚乐作背景音乐以表现相应的主题，并使用多媒体来增强影片的表现力。当音乐节的组织者找到他时，他立刻被深深地吸引，并马上决定不计报酬地投入其中。
1969年5月初的一天，麦克朗及其同伴哥斯坦（STAN
GOLDSTEIN）走进了当地一家音响设备商店并找到了它的主人马科夫（ALLAN MARKOFF），“他们请我为一场有五万观众的音乐会设计音响，还提到观众人数也许会达到十万甚至十五万。”马科夫起初怀疑这两个人的精神是否正常，“十万观众的音乐会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这相当于现在的三千万观众。”当时24岁的马科夫是当地唯一一位名字列入“音频工程师社团名册”的人，麦克朗正是从这本杂志上发现了他的名字并找到了他。马科夫就这样成了这场音乐会的音响设计。他还记得在他设计的音响中，即使是扬声器的最低音量也足以使任何一位距音箱十步以内的观众听觉受到损伤。
沃克尔当地的居民们开始慢慢接触到这样一些词汇：“嬉皮士”；“毒品”；“摇滚音乐会”，随着音乐会的广告开始在各大杂志及电台出现，居民们了解到将有一场持续三天，而且很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摇滚音乐会在此地举行。“伍德斯托克冒险者”的成员大多装束奇异，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留长发，衣着破烂是政治左翼及吸毒者的典型形象，这使很多人担心即将天下大乱，他们将这种紧张情绪都倾泻在了米尔斯一家身上。开始有人在当地教堂拦住米尔斯，指责他给当地人带来了麻烦。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活动的组织者雇用了原司法部门高级助理韦斯（WES
POMEROY）负责安全保障，同时在职人员名单上还列入了令人尊敬的甘南牧师（DONALD GANOUNG），他的职责是处理组织机构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但这一切的努力都未能挽回局势，土地的主人米尔斯不断地接到匿名电话，甚至有人威胁要拆毁他的住房。他报了警，但因证据不足，警察无法拘留任何嫌疑人。当地居民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陷入了奇怪的状态。米尔斯直到今天也不愿谈论在1969年镇上的人们对他作了什么，他说：“我知道一切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还是不愿惹麻烦。”
“伍德斯托克”的组织者将这次音乐会对外界宣传为“乡村的快乐周末，临时的自治村庄”。广告迅速出现在洛杉矶，圣弗朗西丝科，纽约，波士顿，德克萨斯，华盛顿等大城市的大众杂志，地下刊物及电台的广播中。为了给这个所谓的“自治村庄”寻找必要的工作人员，六月下旬，哥斯坦找来了“小猪农场”(HOG
FARM)
的成员。“我们把小猪农场的社员纳入到工作人员群体中是为了让他们给这次音乐会的参予者作一个表率。我们知道在户外满天星光下露营对许多青年人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我们同样知道会有许多来这里的人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因此我们要尽可能的为他们创造一个易于适应的环境。”哥斯坦解释说。
沃克尔地方规划委员会于1969年7月15日正式回绝了音乐会组织者们的活动申请，理由是活动计划“不完善”。户外临时厕所等音乐会的必要设施在沃克尔不允许设立。此举引来当地居民的同声喝彩。委员会甚至还专门通过了一项提议，要求此后在此地举行的任何一次超过五千人的聚会都要事先经过批准。当地官员否认此项提议与“伍德斯托克”有任何关系，尽管这其中的关联显而易见。
“伍德斯托克”的此番遭遇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里的一举一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兴趣。考虑到已经形成的对峙气氛，如果舞台真的搭建在这里，演出最终不是被压制就是将演变成一场暴乱。麦克朗说：“我们不希望看到带着防毒面具的防暴警察的到场，如果事情发展下去，这将不可避免。”有的当地居民甚至扬言要开枪打死第一个走进村庄的嬉皮士。瓦德雷当时正在怀俄明州拍摄一部登山题材的影片，得知这一消息时他非常失望，“我一直担心这场音乐会的流产，这种担心一直困扰着我，直到音乐会正式开始。”
艾略特（ELLIOT TIBER）在白湖（WHITE
LAKE）惨淡经营着一个度假村。八十个房间在一年四季几乎总是空的。长时间的入不敷出几乎耗尽了他的所有积蓄。有一段时间，他希望通过在附近举办一次音乐会来为度假村招揽更多的顾客，因此申办了一张音乐会的演出许可证。“我为此花了八美元，也许是十二美元，这张许可证对音乐会的规模等方面没有明确的限定。”当时艾略特手下只有一个室内乐四重奏小组，所以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实现。他在报上了解到了“伍德斯托克”的处境，便给组织者打了一个电话。麦克朗第二天就赶到了这里，当他看到了指定的音乐会举办地点——度假村后的十五亩沼泽地时，他表示这里的面积太小了。艾略特此时忽然想起了他的老朋友雅斯各（MAX
YASGUR），几年来，度假村的牛奶和奶酪一直是由他供给的，他在贝塞尔（BETHEL）拥有广阔的牧场。当时艾略特就给雅斯各打了电话，询问是否可以以每天50美元的价格租用他的牧场来办音乐会。雅斯各回答说：“音乐会？又是你那个异想天开的计划？”
在一片开满紫色苜蓿的田野里，麦克朗找到了雅斯各。他看到这里四面的斜坡构成了广阔的碗状地势，在“碗底”有可供搭建舞台的平地，附近还有一个湖，他对此十分满意并在心里打定了主意。两个人缓步走上斜坡，开始讨论具体的价格。雅斯各计算着演出将给他的牧场带来的损失以及事后恢复原状所需的费用。“老雅斯各是个精明的家伙，他用一支铅笔在纸上把这一切算得一清二楚，还不时地用他的舌头舔一舔笔尖。”麦克朗回忆说：“同他握手时，我注意到他的右手只有三个手指，但他的手象铁铸的一般有力。’
雅斯各在苏利文县是以言词强硬闻名的。四十年代，他在纽约大学学习了不动产法的相关课程，毕业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营一个奶牛场。几年后，他卖掉了在枫木（MAPLEWOOD）的奶牛场，举家搬到贝塞尔寻求事业上更大的发展。到了六十年代，雅斯各的奶牛场已极具规模。这个坐在“伍德斯托克”的小伙子们面前，叼着烟斗的老人是整个苏利文县最大的牛奶制造商。他的奶牛场具备强大的运输力量，大型的冷冻设施以及成套的消毒设施。音乐会借用的六百亩土地仅是他地产的一小部分。
几天之后，八辆轿车载着部分音乐会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为了防止在沃克尔发生的事情在这里重演，此行尽量不事张扬，以免惊动这里的居民。在与雅斯各的交谈过程中，工作人员一如既往的有所隐瞒，雅斯各的态度十分谨慎，出价也很高。其间，艾略特与麦克朗到附近一家名为“灯塔”的餐厅吃饭，消息在这里被泄露了。“在我们结帐的时候，我们听到餐厅里的收音机正在广播，它播出了‘伍德斯托克’已经转移到了白湖地区的消息，当时餐厅里空无一人，我们都惊呆了”，艾略特回忆说：“在1969年7月20日，全世界都在谈论着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但在贝塞尔，人们却在谈论着‘伍德斯托克’这个嬉皮士的聚会。我早已习惯了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困境，但这一次，我确实要被击垮了。”
肯（KEN KESEY）在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是个知名人物。他以他两本畅销书的收入在俄勒凡（OREFON）买下了一个农场送给他的嬉皮士朋友。他本人所居住的普莱森特山（PLEASANT
HILL）日后成了惊世骇俗的嬉皮士组织“快乐的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的大本营。这个组织在圣弗朗西丝科首先进行了毒品试验（ACID TEST）。
在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正漫步于月球上的静海，同一天，“快乐的恶作剧者”接到了他们的老朋友，“小猪农场”的组织者威威（WAVY
GRAVY）的电话，让他们组织尽可能多的“同道”去贝塞尔。于是，四十名嬉皮登上了八辆“神奇校车”（MAGIC SCHOOL
BUS）。车的周身涂满了迷幻图案，在车顶的目的地标牌上写着“更远的地方”（FURTHER）。（附图）“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为人类迈出了伟大的一步，我们将为伍德斯托克作出同样的贡献。”他们自豪地说。
麦克朗私下为参加这次演出的所有艺人限定了最高演出酬金——15000美元。但当时全美风头最劲的摇滚明星吉米亨德里克斯却不满足于此。同年夏天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场演出中，他曾拿到过15万美元。他的经纪人这次开出了同样的价码。经过反复协商，麦克朗最终表示：他们愿意为吉米支付32000美元，并在演出广告中对其进行特别宣传，吉米接受了这个条件。音乐会的组织者为此不得不对其他艺人慌称吉米将在音乐会上出演两场，每场的酬金是16000美元，以此消除其他人的不满。麦克朗对出场顺序进行了安排：琼贝茨等民谣歌手将在第一天出场，摇滚乐队们将在其后的两天登台，而实际上将只出演一次的吉米被放在了压轴的位置。
在音乐会的组织者计划邀请的摇滚明星中，有一位至今尚未露面，他就是鲍勃迪伦。实际上音乐会被命名为伍德斯托克，其目的就在于借用这位神秘人物隐居地之名来吸引大众的注意。因为与迪伦长期合作的乐队“乐队”（THE
BAND）已答应参加演出，麦克朗认为迪伦自然也不会拒绝出场。在离音乐会开始还有三周的时候，他在迪伦的一位朋友的引荐下，怀着朝圣者般的心情到距贝塞尔仅七十公里的伍德斯托克拜访了鲍勃迪伦。“我们在他家中谈了两个小时，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表示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参加演出。他最终还是没有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农场主雅斯各有两点顾虑：一是担心沃克尔发生的一切在这里重演；二是能否确实拿到属于他的75000美元。罗斯曼事后回忆说：“老雅斯各拿到租金后，再也没有向我们要过一分钱。他是这样一个人：每次到他那里，他都会送给我们每个人一些卡通奶糖，久而久之，这种奶糖堆满了我们的办公室。”
白湖度假村的艾略特找到了新的工作——“伍德斯托克冒险者”驻贝塞尔的地方联络人。他将以其为期两个月的工作得到5000美元的酬金。“镇上从未引来过这么多的苍蝇，”艾略特说：“我猜是麦克朗带来的。他自从直升飞机上下来就一直光着脚，这是他的生活方式，我能接受，但其他人就不一定喜欢了。”
雅斯各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贝塞尔的居民在报上了解到了一些曾让沃克尔的居民担忧的事情——毒品，交通堵塞，污水，排泄物等。公众的愤怒情绪爆发了。一些地方出现了这样的布告：拒绝购买雅斯各的牛奶，抵制音乐会的召开。这时，一个在当地颇有影响的人物与麦克朗取得了联系。他声称有能力使音乐会顺利举行，并使麦克朗得到他希望得到的当地居民的认可，条件是给他10000美元用以贿赂一些重要人物。组织者们曾经准备接受他的条件，并已经把10000美元现金装在了纸袋里，但最终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非常看重事情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这样作了，它势必会把音乐会引向歧途。”镇上61岁的艾伯（ABE
WAGNER）在音乐会开始两周前，听说组织者们已经售出了18万张票。他认为总共只有3900人口的贝塞尔小镇难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巨大人潮。后来他又在报纸上读到了这样的广告：“去伍德斯托克，在那里你可以为所欲为，无人打扰。”怀着巨大的忧虑，他与镇上其他近800名居民在一份请愿书上签了名，要求当地政府取消音乐会。而镇上的主管丹尼尔（DANIEL
J.AMATUCCI）接到请愿书后看也没看就顺手丢在了一边。在居民们的不断要求下，他终于在音乐会开始一周前读了请愿书。然后，他对请愿者们说“一切已为时太晚”。范罗恩（KEN
VAN
LOAN）是当地商业联合会的主席，他并不把音乐会看作一个麻烦。相反，他认为这将是一个绝好的广告，还可能会对当地低迷的经济有所帮助。“我对他们说，这将是本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事件。”
麦克朗驾驶着一辆闪闪发光的摩托车奔驰在田野中。他贴身穿着一件皮马甲，斜挎着一个镶边的腰包。这是在1969年8月的上旬，麦克朗率领着他的工程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摇滚音乐会而忙碌。一位电影记者走过来采访他，他叼着香烟，神情漠然。“你要去哪儿？你还会再举办这类活动吗?”“如果一切顺利。”他这样回答。那闪亮的摩托车，以及他所表现出的那一代年轻人特有的漫不经心的姿态将永远保存在电影的胶片中。
滑稽古怪的威威率领着85名小猪农场成员和15个印第安人出现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这一次他穿上了州立警察的制服，身上装备了一瓶碳酸水和一个橡胶铲。当这群赤足，长发者走下飞机时，威威大声宣布：“我们是嬉皮警察。”
反对者为了阻止演唱会的召开使出了最后一招。他们将在音乐会开始的前一天，在来此地时必经的17号公路组成人墙。得知此事的艾略特急忙跑到电台公布了这一消息。“那一夜我睡得很糟。凌晨两点钟我被一阵声音吵醒，那是吉他，小号的声音。我向窗外望去，看到了耀眼的车灯，向这里驶来的汽车占满了公路上往返两个方向的五条车道。这是星期四的凌晨两点，他们已经来了。”
肯菲尔德赶在音乐会开始前两天与华纳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华纳公司将投资十万美元用于纪录片“伍德斯托克”的拍摄，音乐会的组织者们则负责安排演出，灯光，采访等相关细节。独立导演瓦德雷及其助手早已准备就绪，只等资金到位即开始工作。肯菲尔德对华纳公司的负责人说，这将是一笔只赚不赔的买卖。“再过两天，这里将会有几十万人。十万美元的投入将会带来几百万的收益。如果音乐会演变成一场暴乱，你们将有幸拍到千载难逢的大场面。”瓦德雷为了此次活动在纽约的电影圈中组织了一支近百人的拍摄组。他向他们许诺：如果影片拍摄顺利，他们将拿到双倍于平日的报酬，但是如果拍摄中途搁浅，他们将拿不到一分钱。最终，所有拍摄组成员开着几辆破烂的汽车兴致勃勃地赶到了这里。在瓦德雷心目中，这部影片将是一部现代的“坎特伯雷故事”，从各地长途跋涉而来的年轻人在影片中将与在舞台上表演的摇滚明星们占到同样的比重。影片将尽可能真实地记录这些年轻人个人的生活经历，他们对于越战乃至于整个时代的感受，以及当地居民对此次盛大聚会所持的态度。
1969年8月14日下午，已经有将近两万五千人先期赶到了这里。在这一片开阔的土地上四处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情调。野外生活经验丰富的“小猪农场”成员们已经开始用柏油帆布等材料搭起简易厨房及临时住所。他们还用木板及树枝为孩子们搭起了简易秋千。孩子们在秋千上和厚厚的干草垛上兴奋地玩耍，跳跃。威威临时吸收了一些新成员进行安全保卫工作。他煞有介事地发给他们统一的袖章并设定了通行口令，口令是——“我忘了”。在斜坡下方的开阔地，他们设立了一些出售嬉皮风格纪念品的摊位。商品包括手工织就的腰带，束发带以及“瘾君子”们常用的随身装备。林中的树木被点缀得如同圣诞节一般，蜿蜒的小路上铺满了锯屑。在山上，木匠们叮叮当当地搭建着舞台——这是属于“快乐的恶作剧者”和“小猪农场”这两个嬉皮大家庭的舞台。
“快乐的恶作剧者”的头目巴博（BABBS）正在指挥着大家把从“感恩而死”乐队那里借来的室外音箱放置在舞台上。他转过身，面对着摄像机镜头侃侃而谈：“在山上，在林中，到处都是孩子们的天然学校，还有我们为年轻人准备的免费厨房，以及向每一位即兴表演者开放的自由舞台。”
大麻的香气在深夜的林中弥漫，它沿着敞开的窗户飘进了当地居民的屋舍中。往日夏夜里昆虫的歌唱被一阵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代替。在当地居民的耳中，那声音“听上去象一支深夜行军的队伍”。一位住在雅斯各农场附近的当地年轻推销商原计划在星期五上午去奥尔巴尼参加商务会议。早晨醒来时，他看到的是窗外一夜之间出现的涌动的人群与车辆，人们在空地上搭建着帐篷，一群孩子站在他汽车的发动机罩上，他们正在向他微笑。
麦克朗在星期五的早晨醒来，他忽然想到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被忽略了——现场售票处的设立还没有落实。音乐会的组织者们很可能在现场因无法正常售票而收不到票款。在此之前，已经有一小部份票被先期售出。罗恩（VAN
LOAN）是在两天前被组织者雇用的，他的任务就是把已经制作好的二十多个现场售票亭拖放到位，但他没能完成任务，“我们最终只设立了两个售票亭。这里到处都是人，汽车，无人认领的帐篷，路都被堵死了，我们寸步难行。”罗恩满腹苦水。
星期五上午，三辆大汽车驶进牧场并停在了现场总指挥部门口。从车上走下来的一百多名警察是音乐会组织者从纽约警察局请来从事安全保卫工作的。他们因其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及对待青年人的开明态度而被选中，而且每人每天将得到50美元的报酬。在此之前，警察局对其下属表示“不支持”他们参予其中。在他们到达后又接到了一个更严厉的警告：每一位参予者将受到来自总部的训斥。于是他们坐还没坐稳就又上了车，赶回了纽约。并不是所有的警察都离开了这里。在“伍德斯托克”支付工资人员的花名册上此后又多出了八，九个类似于“米老鼠”这样的古怪名字，他们的报酬是每天90美元。
34岁的纽约交通警肯诺克（FRED W.CANNOCK）当天在白湖地区执勤，负责指挥55号路与17B号路一带的交通。不久他就发现他的工作完全失去了意义。这一带的公路由于严重的交通堵塞而变成了巨大的露天停车场。“停车场里停着的车是不需要指挥的。”肯诺克站在那里，面对着绵延了近十英里的寸步难行的车队无计可施。
在电台工作的塞弗克（JOHN SZEFC）当时正在附近的“蒙特卡罗”挽车赛马场录制节目。偶尔的回头一瞥使他注意到了17B号路上的交通状况，“所有从17B到17号路的道路全都被堵死了，这时我才意识到音乐会的规模之大，因为眼前的场面已经很壮观了。”这期节目将不得不提到音乐会对赛马场当天经营状况的影响——尽管不少下注者最终奋力杀出重围并及时赶到了赛马场的售票窗口，当天的赌注总额仍比一个八月周末的正常交易额减少了六万美元。
“快乐的恶作剧者”的头目巴博负责音乐会的安全保障。他经验丰富，对瘾君子的种种行径了如指掌。他吩咐手下：“你们要去帮助那些陷入麻烦的人。对于那些不过是在自寻欢乐的人――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只要没妨碍到别人，你们就当没看见。”此间不断有人来向巴博索要毒品，巴博告诉他们这方面不必担心，一切应有尽有。
中午的时候，巴博和威威看到十几个手提折叠箱，身穿黄色夹克的人向山上走来。这群人走到警戒线附近后声称他们是验票员，并要求这里所有的人先撤出警戒线，待验票之后再行进入。“老兄，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里面有二十万人。”巴博说。那些人此时也没了主意，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索性拆掉全部防护设施——他们随即扯开了一个近一百英尺的缺口，外面的人立刻鱼贯而入。转眼间，围绕在演出场地四周的钢丝网栅栏被涌入的人潮踩在脚下。麦克朗得到消息后——虽不情愿——但也只好当场宣布：伍德斯托克将成为一场免费的音乐会。
音乐会第一天的主角按计划是以琼贝茨为首的一批民谣歌手。此外还安排了一只摇滚乐队“狡猾的石头家庭”（sly and the
family
stone）穿插于其间，以此为这个周末增添一点摇滚的味道。在日程表上，演出将于下午四点准时开始，但由于严重的交通堵塞，到了这个时候，大部份歌手都分散在数英里之外的旅店里而无法到达。组织者们疯狂地四处联系直升机以便将歌手带到现场。麦克朗此时可以在两名歌手中选择一个上场：一个是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正在后台闲逛的哈丁（tim
hardin）；另一个是哈文斯（richie
havens），他看上去已经准备就绪。麦克朗选择了哈文斯。于是，为期三天的伍德斯托克音乐会在1969年8月15日纽约东部夏令时下午五点零七分正式开始。
每当台上的哈文斯想要结束演出并走下舞台时，他都会被音乐会的组织者用手势制止——因为他们无以为继——哈文斯只好绕一个圈子再坐回到话筒前。这位以一把原声吉他自弹自唱的民谣大师在台上度过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两个半小时。在他演唱即兴创作的歌曲“自由”（freedom）时，一架载着“音乐援军”的大型军用直升机在演出场地上降落。“我们只能联系到军用直升机，是它们挽救了伍德斯托克。”由于在这里聚集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持反战立场，所以这一幕极富戏剧性。“我们不反对军人，只反对战争。”哈文斯这样自我解嘲。
哈文斯下场了，其他演员仍未准备就绪。组织者深知如果长时间没有音乐，“临时王国”的几十万公民将陷入焦躁状态。身为主持人的曼科(chip
monck)一把抓住了乔麦克唐纳（country joe mcdonld），给他挂上一把原声吉他，然后一脚把他踹上了台。乔麦克唐纳在台上即兴演唱了两首歌曲。此时，曼科又从台下的看客中认出了塞巴斯蒂安（john
sebastian）。这位原“爱之匙”（lovin’
spoonful）乐队的主唱事先并未接到上台演出的邀请，他从大老远赶来看热闹，却阴错阳差地上了台。在台上，身穿手工扎染汗衫，戴着一副眼镜的塞巴斯蒂安显然尚未从毒品带给他的美妙幻觉中醒转，他喋喋不休，也许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这种嬉皮风范反倒使得他大受欢迎。他号召大家去“爱周围的每一个人，离开时别忘了带走身边的垃圾。”
并非职业歌手的萨芙卡（melanie safka）几个月前在街上偶然遇到了本次音乐会的一位组织者。谈话间她得知了有这样一场音乐会并表示希望届时能上台演唱自己写的歌曲，她的提议被接受了。当天由于交通堵塞，她和其他歌手一样，被迫到就近的一家汽车旅馆等候，并最终搭乘直升机来到现场。她被领到了一个帐篷里作演出前的准备。此时她才得知她将要面对相当于整个波士顿的人口规模的观众。她先是感到震惊，其后便陷入了不可抑制的紧张中。她开始不间断地咳嗽，咳嗽声惊动了她的邻居。不一会儿，旁边帐篷里的人为她送来了茶水，她认出这个人是琼贝茨。
魏斯玛（art vassmer）是当地一家食品零售店的老板。当天他售出了大量的啤酒，苏打，花生酱及果冻。他曾担心会遭到暴徒的抢劫，但事实并非如此。“小猪农场的人在此维持秩序，他们虽然都脏兮兮的，但却很友好。”魏斯玛没有因为商品卖的好而趁机涨价——只是把六听一箱的啤酒的价格由原来的1美元95美分涨到了两美元，这是为了避免找钱的麻烦。当天他还为二十多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兑换了支票，这些支票事后证明都是有效的。
苏利文地区的居民听说贝塞尔地区的年轻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当地一个名为“蒙的卡罗犹太社团”（monticello jewish
community
center）组织的成员用二百多个面包，四十磅冷切肉和两加仑腌肉汁赶制了一些三明治送到了这里。但据音乐会组织者估计，这里至少还需要七十五万个三明治的援助。消息传出后，食品从四面八方纷纷空运到了这里。
镇上的历史学家费尔德曼（bert feldman）这次扮演起了“道德审查员”的角色。他频频穿梭于沸腾的人群与摄像机之间，他的任务是避免那些裸泳的年轻人的正面
衤果体被摄入镜头。他大声地提醒着那些伊甸园中的“亚当”与“夏娃”们用衣服遮掩一下自己的身体。“他们至少应该穿上一两件衣服——是一件还是两件取决于他们的性别——他们忘乎所以，象醉酒者一样欢乐。”
记录片摄制组带来的胶片不足以将全部演出拍摄下来，所以他们必需有所选择。导演瓦德雷事前向音乐会的组织者要了一份关于艺人出场及演出曲目顺序的“节目单”。他计划尽可能多拍摄一些反战，反体制的歌曲，而略过那些单纯的情歌。但几乎每一位走上舞台的表演者都被大麻，酒精或是台下的人潮搞得近于癫狂，他们随其兴之所至的表演把拍摄人员弄得极为狼狈。当乔麦克唐纳在台上向观众高喊“gimme
an F”时，瓦德雷正将舞台上的摄像机对准台下的观众，后来他意识到这就是那首名为“fish
cheers”的反战歌曲，他赶紧掉转机头，寻找着舞台上的表演者。“当时我在台上手忙脚乱地调整着摄像机的状态，所以在电影中这首歌的前两分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直至我在寻像器中找到了他。”瓦德雷回忆说，“真该有人给麦克唐纳颁个什么奖，那首歌太棒了。”
“狡猾的石头家庭”（sly and the family
stone）是星期五晚上出场的唯一一支摇滚乐队。这支在风格上融合了摇滚乐与灵歌的乐队在演出时有一个癖好：他们惯于煽动和挑逗台下的观众，并鼓励他们冲击舞台。这使得组织者极为担心台下的几十万观众会做出何种事情，所以他们事先在舞台与观众之间挖了一条深沟，以此作为他们捍卫现场秩序的“战壕”。这支乐队登台时，坎菲尔德和他的妻子守在这里。当主唱在台上唱到“I
want to take you
higher”时，台下几乎每个人的热情都被点燃了，他们欢呼着，燃起了成千上万支蜡烛。“我们隔在观众与舞台之间，心惊胆战地目睹着这一切”。坎菲尔德至今心有余悸。
在西塔琴演奏者山卡（ravi shankar）演出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小雨；在琼贝兹唱完“我们终将获胜”（we shall
overcome）之后，温暖的雨水倾泄而下，三个小时之后，牧场地表的积水已厚达五英寸。萨芙卡走上舞台。面对着暴雨中的几十万观众，她感到自己灵魂出窍。“在我一生中，这是唯一的一次。我看到自己在舞台上歌唱，而我——天啊——竟然不在那里。”在暴雨中，在黑暗中，在明明灭灭的烛光中，萨芙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美丽的人民”（beautiful
people）。
这次活动的每一张门票都附带了一张印有“food for
love”字样的领取食物的凭证。组织者事前设想的方案是：持票者可凭证领取汉堡或热狗；本应在场外的无票者可到场外专门为他们搭建的一些简易厨房去顺序就餐。但由于大量的无票观众从一开始就拥入了场内；由于严重的交通堵塞使得部分无法按时到达；由于发放食品的年青志愿者们被“爱的精神”所感染，开始不加分辨地向观众发送本应凭票领取的食品，“爱”的计划破产了。
一辆运送食品的货车被堵在了距演出地点五英里处，并随之遭到了袭击。一个小伙子跳上车，开始将车内的汉堡和热狗向车外抛洒；场内此时也出现了混乱：又冷又饿的观众开始在各个食品发放点哄抢食品。雨越下越大，场面也愈发不堪。四十一岁的食品发放志愿者格雷汉姆（sanderson
graham）为了解围而高喊着：“琼贝兹开始演出了。”但没有几个人理睬他，大家似乎对这里更感兴趣。格雷汉姆夫人早就想离开这里了，但她的车因被人群包围着而寸步难行。她感到落入了一个骗局，坠入了一个陷阱。“这不是我心目中的‘文化’，
不是我心目中的‘成长’，更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体验’，我看不到‘爱与和平’的影子，眼前只有盲目而混乱的人群。”
暴雨迫使演出停止。在凌晨三点，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挖掘导水渠。雨水汇成急流，冲走了地表的草皮，暴露出草皮下的红泥与岩石，大部分场地变成了布满着水坑的沼泽。人们的衣衫早已被雨水浸透，一些人开始诅咒，抱怨，开始后悔来此。
40岁的桑德森是一位来自美国中部城镇的女护士，她在星期六的黎明登上了直升飞机。飞机在夹杂着冰雹的暴风雨中奋力前行。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阳光穿越了厚厚的云层普照在大地上。桑德森从飞机上向下望去，看到了沐浴在清晨的阳光里的几十万人，她说那种景象“无法形容，如史诗般壮观。”作为一名医疗志愿者，按编排她本应在星期六晚上到这里，但因为现场有太多的紧急情况需要处理，组织者希望她能提前到达，并专门派了直升机去接她。一下飞机，桑德森就被迅速带到刚刚重建好的“医疗帐篷”中。不久，她便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把圆形帐篷的内部划分为三个部分以对治不同症状。“第一诊室”的病人是那些因吸食了过量的毒品而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幻视，幻听症状的年轻人；“第二诊室”是外科，专门处理那些被碎玻璃，啤酒瓶盖划伤了脚的人，这样的人有上百个；“第三诊室”是这里特有的，“他们因长时间地凝视太阳而被灼伤了双眼”，
桑德森介绍说，“他们吸毒后平躺在地上，一言不发地盯着太阳，有时这样的人会一下子送来五，六个。”桑德森护士希望通过这次工作获得一些治疗“吸毒症侯群”的经验。“你所要做的是用轻声细语将他们从幻觉中唤醒，使他们恢复对现实世界的意识。”组织者们事前曾答应给医疗志愿者们提供一些相关培训，并支付给他们每人每天50美元的报酬，但是没有多少人愿意来——有人觉得工作难度太大，有人不愿和这类事件搅在一起。
大雨过后，地上厚达两英寸的淤泥散发着大麻的味道。潮湿的睡袋，被丢弃的衣裳，玻璃纸，烟蒂搀搅于其中。地面上积滞的雨水向上蒸腾，诡异而令人不安的雾气笼罩着坠入梦乡的年轻人。一辆拖拉机在山上开过，用它后面的挂车把简易厕所中的污物运走。它慢吞吞地碾过了大片大片废弃的垃圾及睡袋，没想到有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正在里面熟睡。为了防雨，他连头钻进了睡袋，拖拉机从他身上轧了过去。当时在附近的克鲁森（GERY
KREWSON）和其他几个人连忙跑上山，把他运至救护车中，直升飞机到达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但愿他睡着了，没有感到太多的痛苦。”克鲁森说，“我们在他身上盖了一条毯子，有两个女孩在一旁哭泣。”这个年轻人名叫迈扎（RAYMOND
MIZAK），来自南泽西。
组织者们遇到了一桩麻烦。詹尼斯乔普琳，“谁人”乐队，“感恩而死”乐队的经纪人们要求事先得到他们演出的酬金，否则星期六晚上这些乐队将拒绝登台。组织者们不敢冒这个险，他们急忙向苏利文国家银行下属的白湖地区支行经理普林斯求救。普林斯知道“伍德斯托克冒险者”的领导者罗伯茨名下有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可靠资产。当晚他越过重重阻碍从演出地点赶到了白湖银行，在确定银行有足够的现金后，他向银行行长弗什进行了请示并得到了许可。这样，普林斯收下了罗伯茨十万美元的个人支票，并为他签发了银行的现金支票。摇滚明星们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酬金，演出得以继续。“如果我不帮他们这个忙，台下的几十万人会作出什么样的事情？”
菲尔希甘（PHIL CIGANER）是“感恩而死”乐队的吉他手杰瑞加西亚的朋友，他在布鲁克林经营着一间嬉皮服饰店，乐队的成员都是那里的常客。尽管如此，他对“感恩而死”在伍德斯托克的演出表示不敢恭维。乐队的成员站在雨水中，游走在电吉他上的手指僵硬，笨拙。他认为“这是他们最差的一次演出。”。
“谁人”在六月刚刚发行了他们第一部摇滚歌剧“托米”（TOMMY）。此时此刻，他们正在舞台上表演其中的歌曲“看着我，感觉我”（SEE
ME，FEEL
ME）。身着紧身T恤的主唱在台上呼风唤雨：“倾听你，我捕捉到音乐，凝视你，我感受到激情。”迈克朗与“易比派”（YIPPIE）的头目霍夫曼此时坐在台上。霍夫曼从活动开始就几乎没有休息过，他一直靠大麻和其它药物使自己不致睡着。“现场的麻烦事一件接着一件，我正打算劝霍夫曼去休息一下，他实在太累了。”迈克朗事后回忆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霍夫曼突然冲到舞台中央，夺下话筒，口齿不清地告诉观众一个男孩刚刚因为携带两支大麻而被判了十年监禁。“谁人”的主音吉他手汤谢德没有认出他，也没听清他在说什么，以为他是又一个因过度亢奋而冲上舞台的观众。他挥起手中的吉他猛击霍夫曼的头部，将其赶下台去。“可怜的霍夫曼从始至终宛如梦游，似乎活在现实之外的世界。”
里斯法官在当地有一套别墅，来参加音乐会的人们在别墅周围搭满了临时帐篷。凌晨五点半钟，他被屋外的声音吵醒。走出门后，在微明的天色中他看到一个“长头发”正在别墅周围走来走去。“我问他找什么，他说他在找一位医生”，里斯法官回忆说，“我告诉他有一位医生住在一英里之外，但由于道路的原因，要想迅速找到他是不可能的”。“长头发”很着急，开始向法官大吼大叫，于是法官要求他马上离开这里。“我不该和他站得太近。”法官被一拳
打(我不是敏感词)倒在地，昏了过去，这一拳打在了嘴上。“醒来时，我发现我的大部分牙齿都被他打掉了。”当地报纸的头版刊出了这样的标题：嬉皮拳打法官。
瓦格那始终不喜欢嬉皮士。他认为其中的一些人是夸夸奇谈，不负责任的煽动者。但他强调这只是所有观众中极小的一部份。多年以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夏天，记得那些被饥饿、困倦、失落折磨着的年轻人。“当我看到那些孩子又脏又饿地躺在路边时，我为他们难过。我还记得有一对从比利时来的年轻夫妇，妻子因为丢失了他们幼小的孩子而悲伤地哭泣，我又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我和我的邻居们把家中储藏的食物拿出来，放在路边的木板上给他们充饥，还把路边的一所旧房子改造成厨房，让他们能在里面喝一些热汤，好好休息一下。”而另一些当地人的行为却与此不同。“一些来这里的车辆陷入泥里无法行驶，有一个本地居民每把一辆汽车拖出泥潭，就要索要十美元的报酬。如果你拿不出钱，他就把车拖回泥里。”
清晨，威威（WAVY
GRAVY）通过扩音器号召大家来领取并享用早餐。它的作法是在燕麦中加入用来调味的花生，并把它们一起熬成糊状；再把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蔬菜或是野菜用油煎一下，与燕麦糊一起盛在纸盘子里。威威把它称作“四十万人的床上早餐”。由于来的人比预想的超出了几十倍并由此产生了方方面面的问题，组织者事前为解决食品问题而安排的种种计划都无法实现。“威威他们在几乎是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作了他们所能作到的一切来为大家填饱肚子，他告诉大家自己动手互相帮助就能创造奇迹。”
“小猪农场”的规模在迅速壮大，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加入其中。每一个加入者都会得到一个袖章，上面印了一只长着翅膀的小猪。他们把它带在臂上四处奔走，为观众们服务。这个袖章成了整个演出场地最权威的通行证。有一个当地的木匠要求加入，三个小时之后，他已经在指挥着一队志愿者工作了。威威有一个简单而执着的梦想：每一个音乐会的参与者都带上袖章，为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服务。
又到了中午，猛烈的阳光灼射着整个贝塞尔地区。组织者本想打开水龙头，通过胶皮管喷洒，以解观众暴晒之苦。但连日的暴雨及潮湿的空气已使很多浸淫于其中的观众感到不适，有些人甚至已表现出肺炎的症兆，所以只好作罢。到了下午，雨又下起来了。
星期日出场的仍以摇滚乐队为主，其中包括“乐队”（THE BAND），乔库克（JOE
COCKER），“克罗斯比，斯蒂尔，纳什和扬”，“十年之后”（TEN YEARS AFTER），乔尼温特（JOHNNY
WINTER）与吉米亨德里克斯。起初“铁蝴蝶”（IRON
BUTTERFLY）亦在其中。这支乐队是其后的重金属音乐在六十年代的先驱者，当时他们正在进行长达七周的全美巡回演出，并到达了纽约。他们与组织者联系，希望能派直升机将他们带到现场。但迈克朗等人此时却开始担心“铁蝴蝶”富于杀伤力的音乐将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麻烦。于是他们给乐队发了一封电报，措辞冷淡，希望乐队因此而愤然离去。“铁蝴蝶”大概没有收到这封电报，他们不止一次地与所住的旅店结帐，并到临近的直升机起落场等待。“最终我们也没有等到，或许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运送食物。”乐队成员其后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并未以此为意。但当他们得知此次演出的规模时，他们为未能到场而遗憾。“如果能到那里演出将妙不可言，哪怕只是上台和大家打个招呼也好。”
对于现场到底有多少观众，当时就有几种不同且大相径庭的说法。时至星期日，据州警察的统计，现场有四十五万人，有的人认为是五十万。但当时在现场的录音师罗姆（AL
ROMM）则根据航排的照片断定是十五万。“把人数说得多一些对警察，组织者或是新闻记者都有好处，说少了对谁也没好处。此前规模最大的音乐会有两万观众，这次已远远地超出了，但确实没有他们说得那样多。”当地的历史学家费得曼也认为警察统计的数字有问题，但不是说多了，而是说少了。“现场有七十万人。”对于根据航排的照片推断的数字，他认为更是错误：“数以万计的人在树下，照片里看不到他们。”
里昂（BEN
LEON）看管着当地的一个池塘并出租游船。平日，这位年届九旬的老人总是悠闲地坐在山坡上一个小木屋的游廊里，向着池塘的方向。在这个伍德斯托克的周末，“里昂的湖”聚集了大量的裸泳者，他暂停了他的生意，却依然坐在老地方。这个年迈迟缓的老人有一付军用高倍望远镜，人们不时听到他愉快的笑声从山上传来。在音乐节结束了十天之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为他办丧事的人始终无法抚平他脸上的笑容，大概这就是他在离去时的表情。
星期天下午，一辆摩托车从人们身边呼啸而过，开至摩纳哥旅店门前。驾驶者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嬉皮士，坐在他身后的女人高喊着她本人即将生产。店主艾略特泰博闻声而至，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喝醉了，除了他找不到第二个清醒的人。毫无经验的他依靠自己的知觉与本能帮助这名妇女产下了婴儿，随后目送着赶来的直生机将母子二人运走。“这名妇女棕色皮肤，黑色的眼睛。她的英语说得不太好，带有法国口音。我猜当时她也喝醉了，也可能是正在演出的詹尼斯乔普琳太有吸引力了，令她神魂颠倒。”
日落的时候，奥克奈尔（JEROME O’CONNEL）走回到自己的汽车里。他因为持续不断地下雨而情绪低落，准备离开。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在原本不宽的道路两旁长长地停满了汽车，中间的距离不够一辆车通过。有一辆车从中间强行开了过去，车身从头到尾留下了三英寸深的划痕，停在两旁的车中，至少有五十辆被划伤。”
海勒的奶牛场位于17B公路与“快乐”大道（HAPPY
AVENUE）的交叉点。在这个疯狂的周末，嬉皮们未经许可在这里搭起了帐篷。碎啤酒瓶，捏瘪的易拉罐被扔得到处都是。这些海勒认为还可以容忍，“在最后一天（星期天），我们的一辆车停在门外，车上搭了一根平时用于清洗汽车的胶皮管。后来我发现，有人剪断了胶皮管，并用它把我汽车油箱里的汽油全吸走了。或许他们的汽车没油了，但总该和我说一声。”杰菲逊维尔（JEFFERSONVILLE）地区的人们听说有一个小伙子钻进了当地教堂的地下室，大家为此而不安。事后发现，这个小伙子没有损坏任何东西，也没有留下任何垃圾。“我们在地下室找到了他，他给自己热了一些东西吃。吃完后，他在桌上放了一些钱。作为他用掉汽油的补偿。”
蒙特卡罗医院的部份医生与护士在雅斯各农场之外的一所小学里设立了临时诊所，这所小学当时因放暑假而空闲。医院的护士长贝伦斯（GLADYS
BERENS）在这里为三名妇女作了分娩手术。在星期天，观众中有一位正在休假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因吸毒过量，不省人事而被送到了这里。这位来自长岛，年仅十八岁的青年最终不治而亡。“这个年青的士兵经历过战争，炮火未曾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一点伤痕，最后却在纽约中部的一所临时医院里结束了生命，真令人悲伤。”多年后，年迈的贝伦斯回忆起此事仍是感慨万分。
星期日晚上，品纳卡（JOHN PINNACAIA）在台下一边听着乔尼温特的音乐，一边为自己和女友做花生酱三明治。他隐约感到脚上瞬间的刺痛，自己并未在意。过了一会儿，他身边的女孩发现地上到处是血，开始高声尖叫。“一定是块碎玻璃。我的脚踩在泥里，没能看到它。一个小伙子把我拽起来，背在他的肩上，飞快地跑到医疗帐篷，我想是他救了我的命。”一架直生机迅速把他运到了蒙特卡罗医院。“他们给我打了一针麻药，但来不及等到药效发作就开始了手术。一位胖护士坐在我身上，使我动弹不得，另外有几位医生为我作缝合手术，事前他们还打电话到我家里，征询我家人的意见。”
两个坚决反对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此地举行的人——沃克尔行政长官斯科塞与贝塞尔地区前任行政长官纽豪斯——在周六，周日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演出现场。一番巡视过后，两个人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很明显，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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